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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歌，一个朋友，一个段经历。这三个不相干的片断加在一起，只会让我想起两个字――“手语”
孟庭苇曾经有一首手语的歌。第一次听到是一个男孩子在电话里唱给我听的。“当我开口声音就会消失空气里。要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你不要哭泣好吗？不要再哭泣，我用双手紧紧拥抱你。”当一个女孩因车祸失去了说话的能力，面对自己的爱人，有口却难言，她只有给他深情的拥抱了。“我喜欢你，我爱你！”现在的人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心爱的人坦露心扉。可是对于想说又说不出来的人，他们该用怎样的方式来表达呢？
我从前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她的父母都是聋哑人。从小她就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因为她父母的聋哑不是先天性的，所以她是正常的。可想而知，一个能说话的人，每天要对着不能说话的父母，那种滋味不会好受。所以她要比我们所有的同龄女孩都成熟。因为跟她家住得近，关系又好，所以我常常去她家找她。她们家房子在一楼，光线也不好。有时，明明看到她家里有人，可是无论我怎样敲门，就是没人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假如这时敲门的不是我，而是他们没有带钥匙的女儿，那她又该怎么办呢？她的妈妈完全不识字，她爸爸是念过聋哑学校的，所以如果他需要和我交流，他就会用笔和纸。只是他们没有正常听说的能力，所以他们完全不懂语法，写出来的文字也幼稚可笑。去的次数多了，我也明白一些最简单的手语，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他们都对我很友好。中学毕业以后，她就辍学了。小小的她怎么能撑起一个家。暑假的时候，她还常来我家，可是我那时完全担心着自己以后的命运，几乎没有留意到她的感受。一晃五年过去了，我已经搬了家，再也没有见过我的这位朋友。只是听妈妈说过，一次在菜场看到她驼背的爸爸，还是很激动地用双手和她打招呼。刚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曾经到报社实习。那个时候，站在新闻大楼的顶上，我以为我可以做一名好的记者。手中的纸笔就是我正义的权力。在实习期间我出入过各种大场合，都没有激动过。五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助残日的活动，我的指导老师指派我到扬州聋盲学校采访。我采访的那个男孩，显得很害羞，他是由他的老师陪着在教室里接受我的采访的。男孩红着的脸显得很清秀，他几乎没有看我，只是盯着他老师的手。他的老师告诉我，他家里的条件很不好，他来这里学习也是费了很多周折。而他所能学到的也只不过是缝纫一类基础的生活技能。当我问到他以为想做什么时，他的回答是不知道。真的，我想那应该是他真实的回答。关于未来，真的不是像媒体上说的那么好，以后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他老师还告诉我，其实这些孩子有的也不是全聋，只是一个封闭的日子久了，也不愿意开口说话了。走出教室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问我做记者是不是很有意思，可以看到那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点头笑了笑。其实，那一刻我心里真的有些酸。回来之后，我用一贯的陈氏煽情文风完成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也是我在实习期间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不过这却让我明白了，做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我还差得很远。我还没有不要脸加不要命的精神。
常常有人（包括我）在抱怨，说自己的生活总不如意。可是换个角度去想，比起那些生命有缺憾的人，我们四肢健全，耳聪目明，实在已经幸福太多太多了。莫说什么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也许我们可以不要过多去想“我会得到什么”而是应该问问自己“我能做什么？”对自己负责，对生命负责，不累及他人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能独立坚强的生存下去的人生，就是值得喝采的。
一首歌，一个朋友，一个段经历。这三个不相干的片断加在一起，只会让我想起两个字――“手语”
孟庭苇曾经有一首手语的歌。第一次听到是一个男孩子在电话里唱给我听的。“当我开口声音就会消失空气里。要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你不要哭泣好吗？不要再哭泣，我用双手紧紧拥抱你。”当一个女孩因车祸失去了说话的能力，面对自己的爱人，有口却难言，她只有给他深情的拥抱了。“我喜欢你，我爱你！”现在的人已经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心爱的人坦露心扉。可是对于想说又说不出来的人，他们该用怎样的方式来表达呢？
我从前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她的父母都是聋哑人。从小她就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因为她父母的聋哑不是先天性的，所以她是正常的。可想而知，一个能说话的人，每天要对着不能说话的父母，那种滋味不会好受。所以她要比我们所有的同龄女孩都成熟。因为跟她家住得近，关系又好，所以我常常去她家找她。她们家房子在一楼，光线也不好。有时，明明看到她家里有人，可是无论我怎样敲门，就是没人理。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假如这时敲门的不是我，而是他们没有带钥匙的女儿，那她又该怎么办呢？她的妈妈完全不识字，她爸爸是念过聋哑学校的，所以如果他需要和我交流，他就会用笔和纸。只是他们没有正常听说的能力，所以他们完全不懂语法，写出来的文字也幼稚可笑。去的次数多了，我也明白一些最简单的手语，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他们都对我很友好。中学毕业以后，她就辍学了。小小的她怎么能撑起一个家。暑假的时候，她还常来我家，可是我那时完全担心着自己以后的命运，几乎没有留意到她的感受。一晃五年过去了，我已经搬了家，再也没有见过我的这位朋友。只是听妈妈说过，一次在菜场看到她驼背的爸爸，还是很激动地用双手和她打招呼。刚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曾经到报社实习。那个时候，站在新闻大楼的顶上，我以为我可以做一名好的记者。手中的纸笔就是我正义的权力。在实习期间我出入过各种大场合，都没有激动过。五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助残日的活动，我的指导老师指派我到扬州聋盲学校采访。我采访的那个男孩，显得很害羞，他是由他的老师陪着在教室里接受我的采访的。男孩红着的脸显得很清秀，他几乎没有看我，只是盯着他老师的手。他的老师告诉我，他家里的条件很不好，他来这里学习也是费了很多周折。而他所能学到的也只不过是缝纫一类基础的生活技能。当我问到他以为想做什么时，他的回答是不知道。真的，我想那应该是他真实的回答。关于未来，真的不是像媒体上说的那么好，以后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他老师还告诉我，其实这些孩子有的也不是全聋，只是一个封闭的日子久了，也不愿意开口说话了。走出教室的时候，我的指导老师问我做记者是不是很有意思，可以看到那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点头笑了笑。其实，那一刻我心里真的有些酸。回来之后，我用一贯的陈氏煽情文风完成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也是我在实习期间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不过这却让我明白了，做为一名优秀的记者我还差得很远。我还没有不要脸加不要命的精神。
常常有人（包括我）在抱怨，说自己的生活总不如意。可是换个角度去想，比起那些生命有缺憾的人，我们四肢健全，耳聪目明，实在已经幸福太多太多了。莫说什么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也许我们可以不要过多去想“我会得到什么”而是应该问问自己“我能做什么？”对自己负责，对生命负责，不累及他人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能独立坚强的生存下去的人生，就是值得喝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