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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杰里米还在床上，玛丽上楼给索菲娅做早餐。两人八点十五分出门，走十分钟的路到达位于布朗普顿路索菲娅的学校。
“今天过得愉快，宝贝。晚一点我会跟往常一样来接你的。”
玛丽注视着索菲娅走进学校。这天风和日丽，走向她常去买肉和蔬菜的那排商店时，一时间，玛丽的心情不像之前那么烦闷。至少昨晚杰里米跟她说话了，看起来也更平静。尽管新的战争会让他们从头再经历一次灾难，玛丽知道只要她和杰里米相互扶持，一切都会好的。她比往常逗留了更长时间，听其他女人与肉店老板闲聊食物定量配给的可能性，以及德国会在什么时候真的轰炸伦敦。回家的路上玛丽想着，不管发生什么，她和杰里米会共同面对。
她回到家时，没见着她丈夫的身影。不过这没什么反常的，杰里米早上通常会出去走走，买份报纸，然后穿过肯辛顿公园回家。
玛丽忙活着家务琐事，思量着他们完全可以雇人帮忙做粗活时，她情愿自己做，有多少人会觉得奇怪。与杰里米结婚后，她就辞退了管家，管家那副屈尊俯就的样子让她不舒服，她只留下一个女仆帮她打理这栋大房子。不过，为她的丈夫和孩子提供一个整洁、干净、操持良好的家带给她一种快乐和满足感。
中午时分，她为杰里米和自己做好了清淡的午餐，却没有听到钥匙转动前门锁孔的声音。玛丽思忖着是否他太疲惫了，还在睡觉。
“杰里米？杰里米？”她叫着，从楼下的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杰里米的书房是空的，客厅、藏书室和餐厅也没有人，一阵恐慌袭上玛丽心头。杰里米自那场磨难中存活下来的途径之一就是恪守常规，到了预定的时间，他却没有前来吃午餐，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她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爬上楼，推开他们卧室的门，床上空无一人。
“你在哪儿，亲爱的？你在这儿吗？”她沿着楼梯平台走向更衣室，边走边喊。她敲了门，没有人应答，于是她推开门。
花了好一会儿，她的眼睛才适应了屋内的景象。一双乌黑锃亮的鞋在她眼前摆动。她抬起头，看到他的身体挂在上方的一根灯绳上。
医生来了，宣布杰里米死亡，警察过来切断绳索，把他的身体放在床上。玛丽坐在他旁边，不停抚摸着他苍白灰暗的肌肤。她难以相信到底发生了什么。
“您知道兰登先生为什么要自杀吗，夫人？”警察问。
玛丽握着死去丈夫的手，点点头：“也许。”
“我很抱歉在这个艰难时期问这些问题，但如果您能详细解释一下，我将万分感激。我们也不会再打扰您。”
“他——”玛丽清了清哽住的喉头，“他以为他又要被征召。你看，他患了炮弹休克症。”
“他真的要被征召吗？”
“上一次战争之后，他因负伤而退役。我告诉他，一遍又一遍，他们不会需要他，但是——”玛丽绝望地摇着头，“他不相信我。”
“我明白了。如果能有点安慰的话，夫人，我叔叔也是这样。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赶走那份恐惧。您别责怪自己。”
“不，我……我……”
楼下的门铃响了。“夫人，估计是救护车，来带走您丈夫。我去楼下让他们进来。与此同时，劳驾您查看一下您丈夫，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您想保留下来。”
玛丽点头。她看着警察离开房间，然后缓缓地把头靠在杰里米的胸口：“噢，我亲爱的，为什么你要离开我和索菲娅？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们会帮你熬过这一关？我爱你，亲爱的，全心全意。你不知道吗？你感觉不到吗？”
玛丽绝望地摇着头，陷入沉默，知道他再也不会回答她。按照警察的要求，她取下他的手表，接着把手伸进杰里米的口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她在左边的口袋里触到了纸张，拉出来一个信封。坐起身，看见了左上角的字“为国王陛下效劳”，跟肖恩被征召进爱尔兰卫队时收到的棕色信封类似。
玛丽把信封翻过来，发现还未拆开。慢慢地，她撕开信封拿出信，现在知道是什么促使她丈夫自杀了。
陆军补助金部
1939年10月5日
亲爱的兰登先生：
特寄信告知您，您的抚恤金由每月5.15英镑上调到了6.2英镑，自1940年1月起生效。
谨启
底部的签字盖章模糊难辨。
信从玛丽手中滑落，她又将头靠在丈夫的胸口，哭泣着，仿佛心都要碎了。
只有玛丽和索菲娅参加了杰里米的葬礼，玛丽不知道杰里米父母的住址。更让她难过的是她写信通知了安娜，安娜却没有出现。
让玛丽挺过这个黑暗十月的是索菲娅，需要安慰的索菲娅，幸而有她，让玛丽无暇顾及自身。不然她的痛苦如此深重，也许会选择和杰里米一样解脱。她也知道有些事情她要尽快调查，比如，过去杰里米每周会给她一笔家用费，她现在却在用她当用人时攒下来的钱。虽然近期她们还不至于揭不开锅，她总能再重操做衣服的活计，她不知道她在这个家的位置，也不知道他是否在遗嘱中对她做了安排。
一周之后情况明朗了。门铃响了，一个身穿黑色衣服、有些秃顶的先生，向她脱帽致意。
“我想您是兰登太太？”
“您是哪位？”玛丽有些狐疑地问。
“锡德尼·谢利斯，来自谢利斯和拉蒂默律师事务所。您已故丈夫的父母，兰登勋爵和夫人派我过来和您讨论一件事情。我能进来吗？”
玛丽疲倦地点头。领他去客厅的路上，她意识到杰里米从没说过他是一位勋爵的儿子。事实上，他很少提及他的家庭。
“请坐，给您倒点茶好吗？”她问。
“不必了，我的话很快就能说完。”律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些文件，放在他的膝盖上。
玛丽紧张地坐在他对面：“我做错什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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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杰里米还在床上，玛丽上楼给索菲娅做早餐。两人八点十五分出门，走十分钟的路到达位于布朗普顿路索菲娅的学校。
“今天过得愉快，宝贝。晚一点我会跟往常一样来接你的。”
玛丽注视着索菲娅走进学校。这天风和日丽，走向她常去买肉和蔬菜的那排商店时，一时间，玛丽的心情不像之前那么烦闷。至少昨晚杰里米跟她说话了，看起来也更平静。尽管新的战争会让他们从头再经历一次灾难，玛丽知道只要她和杰里米相互扶持，一切都会好的。她比往常逗留了更长时间，听其他女人与肉店老板闲聊食物定量配给的可能性，以及德国会在什么时候真的轰炸伦敦。回家的路上玛丽想着，不管发生什么，她和杰里米会共同面对。
她回到家时，没见着她丈夫的身影。不过这没什么反常的，杰里米早上通常会出去走走，买份报纸，然后穿过肯辛顿公园回家。
玛丽忙活着家务琐事，思量着他们完全可以雇人帮忙做粗活时，她情愿自己做，有多少人会觉得奇怪。与杰里米结婚后，她就辞退了管家，管家那副屈尊俯就的样子让她不舒服，她只留下一个女仆帮她打理这栋大房子。不过，为她的丈夫和孩子提供一个整洁、干净、操持良好的家带给她一种快乐和满足感。
中午时分，她为杰里米和自己做好了清淡的午餐，却没有听到钥匙转动前门锁孔的声音。玛丽思忖着是否他太疲惫了，还在睡觉。
“杰里米？杰里米？”她叫着，从楼下的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杰里米的书房是空的，客厅、藏书室和餐厅也没有人，一阵恐慌袭上玛丽心头。杰里米自那场磨难中存活下来的途径之一就是恪守常规，到了预定的时间，他却没有前来吃午餐，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她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爬上楼，推开他们卧室的门，床上空无一人。
“你在哪儿，亲爱的？你在这儿吗？”她沿着楼梯平台走向更衣室，边走边喊。她敲了门，没有人应答，于是她推开门。
花了好一会儿，她的眼睛才适应了屋内的景象。一双乌黑锃亮的鞋在她眼前摆动。她抬起头，看到他的身体挂在上方的一根灯绳上。
医生来了，宣布杰里米死亡，警察过来切断绳索，把他的身体放在床上。玛丽坐在他旁边，不停抚摸着他苍白灰暗的肌肤。她难以相信到底发生了什么。
“您知道兰登先生为什么要自杀吗，夫人？”警察问。
玛丽握着死去丈夫的手，点点头：“也许。”
“我很抱歉在这个艰难时期问这些问题，但如果您能详细解释一下，我将万分感激。我们也不会再打扰您。”
“他——”玛丽清了清哽住的喉头，“他以为他又要被征召。你看，他患了炮弹休克症。”
“他真的要被征召吗？”
“上一次战争之后，他因负伤而退役。我告诉他，一遍又一遍，他们不会需要他，但是——”玛丽绝望地摇着头，“他不相信我。”
“我明白了。如果能有点安慰的话，夫人，我叔叔也是这样。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赶走那份恐惧。您别责怪自己。”
“不，我……我……”
楼下的门铃响了。“夫人，估计是救护车，来带走您丈夫。我去楼下让他们进来。与此同时，劳驾您查看一下您丈夫，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您想保留下来。”
玛丽点头。她看着警察离开房间，然后缓缓地把头靠在杰里米的胸口：“噢，我亲爱的，为什么你要离开我和索菲娅？为什么你不能相信我们会帮你熬过这一关？我爱你，亲爱的，全心全意。你不知道吗？你感觉不到吗？”
玛丽绝望地摇着头，陷入沉默，知道他再也不会回答她。按照警察的要求，她取下他的手表，接着把手伸进杰里米的口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她在左边的口袋里触到了纸张，拉出来一个信封。坐起身，看见了左上角的字“为国王陛下效劳”，跟肖恩被征召进爱尔兰卫队时收到的棕色信封类似。
玛丽把信封翻过来，发现还未拆开。慢慢地，她撕开信封拿出信，现在知道是什么促使她丈夫自杀了。
陆军补助金部
1939年10月5日
亲爱的兰登先生：
特寄信告知您，您的抚恤金由每月5.15英镑上调到了6.2英镑，自1940年1月起生效。
谨启
底部的签字盖章模糊难辨。
信从玛丽手中滑落，她又将头靠在丈夫的胸口，哭泣着，仿佛心都要碎了。
只有玛丽和索菲娅参加了杰里米的葬礼，玛丽不知道杰里米父母的住址。更让她难过的是她写信通知了安娜，安娜却没有出现。
让玛丽挺过这个黑暗十月的是索菲娅，需要安慰的索菲娅，幸而有她，让玛丽无暇顾及自身。不然她的痛苦如此深重，也许会选择和杰里米一样解脱。她也知道有些事情她要尽快调查，比如，过去杰里米每周会给她一笔家用费，她现在却在用她当用人时攒下来的钱。虽然近期她们还不至于揭不开锅，她总能再重操做衣服的活计，她不知道她在这个家的位置，也不知道他是否在遗嘱中对她做了安排。
一周之后情况明朗了。门铃响了，一个身穿黑色衣服、有些秃顶的先生，向她脱帽致意。
“我想您是兰登太太？”
“您是哪位？”玛丽有些狐疑地问。
“锡德尼·谢利斯，来自谢利斯和拉蒂默律师事务所。您已故丈夫的父母，兰登勋爵和夫人派我过来和您讨论一件事情。我能进来吗？”
玛丽疲倦地点头。领他去客厅的路上，她意识到杰里米从没说过他是一位勋爵的儿子。事实上，他很少提及他的家庭。
“请坐，给您倒点茶好吗？”她问。
“不必了，我的话很快就能说完。”律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些文件，放在他的膝盖上。
玛丽紧张地坐在他对面：“我做错什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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