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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零一章 小三元之县试案首 (中)
一篇时文的题目是‘乃是人而可以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一首试贴诗的题目‘秋光先到野人家’的五言八韵诗……按说大明朝只重时文,标准都是考两篇八股文的,但县府一级的考试自由度大,县令是可以出一首试贴诗代替时文的。
试题一出,原本鸦雀无声的考场中,却发出一阵无法抑制的倒抽冷气声。李县令便看到许多学生面色煞白、如丧考妣,显然是被自己出的题目骇到了,不由微微的得意一笑……
县试虽是大明朝最初级的考试,但因由知县命题,且自主性很大,所以也是最不靠谱的考试……有的县令很懒,随便从经书上找句话应付,有时甚至与考生平时背诵的程文完全相同。因为法律并没规定不许‘剿袭’,所以正好背过那篇的考生,只需将其默写下来既可,而且哪个考官也不敢不取——要知道不是谁作一篇都可以称为‘程文程墨’的,那都是时文大家、历代翰林所作,你敢说个‘孬’字吗?
取是取了,也不犯法。可对出题人来说,却是十分丢人的……国家为选材计,花了这么大人力物力举行考试,你就出了这么个程文满天飞的题目,能考出什么东西来?
实际上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作为题库的四书五经就那么几万字,全国一级级那么多考试,都要从其中出题,除了那些犯讳的话之外,哪一句没有用过?
国初还好说些,毕竟刚刚开始,题目不多,只要去书店买全套程文回来,翻一翻目录,就能做到不重样。但到了前代正德年间,出题官便开始窘迫了……因为历年程文积压太多,他们买不起。实际上就算不差钱,也不可能买全了。
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有位被逼急了的老兄,便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句子中各提取一半,组成一个没人见过的新句子出题,美其名曰‘截搭题’。要知道排列组合是无穷尽的,所以立刻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到了嘉靖中叶后,朝廷干脆承认了这种搞法,颁布法令曰:‘正考必出大题,预考可出小题。’乡试以上称为正考,以下则是预考。所谓大题便是形式与文意完整的句子,小题就是截搭题。
即使没做过八股文的也能看出来,小题因为割裂经文,牛头鹿身,在士子看来,往往题意难明,题情难得,在破题时但有毫发之差,写出来的文章便去了千里之外,所以时人皆认为‘小题难于大题’。
现在李县令所出的,便是一道截搭题,而且是变态的‘书’、‘经’混搭,无怪乎大部分考生一看题就想回家。
但也有几个例外的,比如说坐在四排的陶大临,微微沉吟片刻后,便面露微笑,开始提笔在稿纸上疾书,显然已经成功破题。比如说坐在八排的沈襄,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也已经开始面色凝重的提笔书写。
还有几个年纪大些的童生也陆续解题完毕,开始构思文章。
但论起轻松自如的程度,哪个都不如坐在二排八列的那位,即使陶大临也要比他差一线。
却说沈默一看到那截搭题,心中马上定位各自的出处……前一句‘乃是人而可以不如鸟乎?’出自《大学》,后一半‘诗云:穆穆文王’则是《诗经》里的诗句,看起来实在是十三不靠。
但他只微微沉吟,便提笔写下‘夫人不如鸟,则真可耻矣;耻之,耻之,莫若师文王。’便将两句毫无关联的句子,连缀的合情合理且天衣无缝!
其实这种截搭题看似无理,却是真正能考验考生的水平。不仅要将书经吃透,才能看明白两截分别的意思,还得开动脑筋,将其巧妙连接起来,最起码要自圆其说。这分明是在考察应试者随机应变的能力,也恰恰是绝大多数考生畏之如虎的原因……
要知道绝大多数读书人,在学完四书五经及相关著述后,便把全部精力放到八股文上,整日里诵高头讲章、背程文窗稿,不看三通四史,不知秦皇汉武,脑袋早如花岗岩一般僵硬,让他们去随机应变,还不如让老母猪上树来得现实。
沈默之所以应对轻松,是因为他的脑袋没有僵化,不会拘泥,很容易便将本不相干的两句话扯到一起……这种联想能力本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但在一群拘泥不化的读书人中,竟显得那样特别!
此刻沈默终于明白沈先生为什么大反常规,迟迟不肯教自己时文了——是因为先生从他身上看到了与众不同的创造力,不受束缚的思维能力。而这种特质的天敌,就是死板教条的八股文,如果沉迷于应试文章,久而久之,消涨之间,便会与大多数书生一样,古板迂腐,百无一用。
而沈先生虽然本身古板,但阅历丰富,知道读书再多的书呆子也是百无一用,真正能干好事情的,还是沈默这种头脑灵活、心思通明之人,所以他恪守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教诲。一面用繁重的课业,磨练沈默的心性,将他性格中的浮躁和投机取巧的缺点除去;一面将其课本扩展到诸子百家、经史子集,以历代大家的智慧与心得,来增强沈默的心智。
心性与心智的锤炼,才能使内心真正强大起来。而真正强大的心灵,是不会受到任何外物干扰的。这时候读再多的八股文,也不会再改变他的性格。而且随着内心的进一步强大,将来即使面对再大的变故、再多的诱惑、再难的困境,他都可以从容面对,坦然视之。
世上老师何止万千?如沈先生教书育人者,寥寥无几!
师恩无言,非得车到山前时才能体会。
第一零一章 小三元之县试案首 (中)
一篇时文的题目是‘乃是人而可以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一首试贴诗的题目‘秋光先到野人家’的五言八韵诗……按说大明朝只重时文,标准都是考两篇八股文的,但县府一级的考试自由度大,县令是可以出一首试贴诗代替时文的。
试题一出,原本鸦雀无声的考场中,却发出一阵无法抑制的倒抽冷气声。李县令便看到许多学生面色煞白、如丧考妣,显然是被自己出的题目骇到了,不由微微的得意一笑……
县试虽是大明朝最初级的考试,但因由知县命题,且自主性很大,所以也是最不靠谱的考试……有的县令很懒,随便从经书上找句话应付,有时甚至与考生平时背诵的程文完全相同。因为法律并没规定不许‘剿袭’,所以正好背过那篇的考生,只需将其默写下来既可,而且哪个考官也不敢不取——要知道不是谁作一篇都可以称为‘程文程墨’的,那都是时文大家、历代翰林所作,你敢说个‘孬’字吗?
取是取了,也不犯法。可对出题人来说,却是十分丢人的……国家为选材计,花了这么大人力物力举行考试,你就出了这么个程文满天飞的题目,能考出什么东西来?
实际上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作为题库的四书五经就那么几万字,全国一级级那么多考试,都要从其中出题,除了那些犯讳的话之外,哪一句没有用过?
国初还好说些,毕竟刚刚开始,题目不多,只要去书店买全套程文回来,翻一翻目录,就能做到不重样。但到了前代正德年间,出题官便开始窘迫了……因为历年程文积压太多,他们买不起。实际上就算不差钱,也不可能买全了。
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有位被逼急了的老兄,便将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句子中各提取一半,组成一个没人见过的新句子出题,美其名曰‘截搭题’。要知道排列组合是无穷尽的,所以立刻开创了一片新天地。
到了嘉靖中叶后,朝廷干脆承认了这种搞法,颁布法令曰:‘正考必出大题,预考可出小题。’乡试以上称为正考,以下则是预考。所谓大题便是形式与文意完整的句子,小题就是截搭题。
即使没做过八股文的也能看出来,小题因为割裂经文,牛头鹿身,在士子看来,往往题意难明,题情难得,在破题时但有毫发之差,写出来的文章便去了千里之外,所以时人皆认为‘小题难于大题’。
现在李县令所出的,便是一道截搭题,而且是变态的‘书’、‘经’混搭,无怪乎大部分考生一看题就想回家。
但也有几个例外的,比如说坐在四排的陶大临,微微沉吟片刻后,便面露微笑,开始提笔在稿纸上疾书,显然已经成功破题。比如说坐在八排的沈襄,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也已经开始面色凝重的提笔书写。
还有几个年纪大些的童生也陆续解题完毕,开始构思文章。
但论起轻松自如的程度,哪个都不如坐在二排八列的那位,即使陶大临也要比他差一线。
却说沈默一看到那截搭题,心中马上定位各自的出处……前一句‘乃是人而可以不如鸟乎?’出自《大学》,后一半‘诗云:穆穆文王’则是《诗经》里的诗句,看起来实在是十三不靠。
但他只微微沉吟,便提笔写下‘夫人不如鸟,则真可耻矣;耻之,耻之,莫若师文王。’便将两句毫无关联的句子,连缀的合情合理且天衣无缝!
其实这种截搭题看似无理,却是真正能考验考生的水平。不仅要将书经吃透,才能看明白两截分别的意思,还得开动脑筋,将其巧妙连接起来,最起码要自圆其说。这分明是在考察应试者随机应变的能力,也恰恰是绝大多数考生畏之如虎的原因……
要知道绝大多数读书人,在学完四书五经及相关著述后,便把全部精力放到八股文上,整日里诵高头讲章、背程文窗稿,不看三通四史,不知秦皇汉武,脑袋早如花岗岩一般僵硬,让他们去随机应变,还不如让老母猪上树来得现实。
沈默之所以应对轻松,是因为他的脑袋没有僵化,不会拘泥,很容易便将本不相干的两句话扯到一起……这种联想能力本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但在一群拘泥不化的读书人中,竟显得那样特别!
此刻沈默终于明白沈先生为什么大反常规,迟迟不肯教自己时文了——是因为先生从他身上看到了与众不同的创造力,不受束缚的思维能力。而这种特质的天敌,就是死板教条的八股文,如果沉迷于应试文章,久而久之,消涨之间,便会与大多数书生一样,古板迂腐,百无一用。
而沈先生虽然本身古板,但阅历丰富,知道读书再多的书呆子也是百无一用,真正能干好事情的,还是沈默这种头脑灵活、心思通明之人,所以他恪守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教诲。一面用繁重的课业,磨练沈默的心性,将他性格中的浮躁和投机取巧的缺点除去;一面将其课本扩展到诸子百家、经史子集,以历代大家的智慧与心得,来增强沈默的心智。
心性与心智的锤炼,才能使内心真正强大起来。而真正强大的心灵,是不会受到任何外物干扰的。这时候读再多的八股文,也不会再改变他的性格。而且随着内心的进一步强大,将来即使面对再大的变故、再多的诱惑、再难的困境,他都可以从容面对,坦然视之。
世上老师何止万千?如沈先生教书育人者,寥寥无几!
师恩无言,非得车到山前时才能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