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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以称之为墨子的“三大批判”——礼乐之批判，天命之批判，儒学之批判。不过墨子最反对的，还是仁爱。
奇怪！墨子不是主张以爱救世吗？
如果不要仁爱，那他要什么？
兼爱。
仁爱与兼爱，有区别吗？
有。
区别就在于仁爱的出发点是亲情，即父母子女之间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爱。然后将心比心，由此及彼，推己及人，从爱父母子女，到父老乡亲，到华夏族人，到蛮夷戎狄。最后，让世界充满爱。
显然，这里面有先后，有等级。
兼爱则相反，主张不分男女老少、亲疏远近、尊卑贵贱，一视同仁地爱，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不过，西方人讲博爱，是因为有上帝，有信仰。墨子的兼爱，却来历不明。但总之，仁爱有差别，兼爱无差别。
那么，兼爱和仁爱，哪个对？
这需要证明。
于是，墨家假设一位名叫巫马子的儒生发表宣言：我爱邻国超过爱远国，爱本国超过爱邻国，爱老乡超过爱国民，爱族人超过爱老乡，爱双亲超过爱族人。这话虽未必有人明确说过，却符合仁爱的原则。
那么，接下来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
爱自己超过爱双亲。
这当然绝不可能是儒家的主张，但这个逻辑推理却是成立的。就连儒家自己恐怕也永远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应该“爱双亲超过爱族人”，却不可以“爱自己超过爱双亲”。
无疑，这是仁爱学说的死穴。
更要命的是，墨家从“爱自己超过爱双亲”出发，又替巫马子得出一个结论：
我只可能损人利己，不可能舍己为人。
于是墨子问：先生的主义，是准备藏在心里呢，还是打算告诉别人？
巫马子说：为什么要藏起来？当然告诉别人。
墨子说：那好，你死定了。
此话怎讲？
墨子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
你的主义宣布后，人们的态度无非两种，一是赞成，二是反对。赞成的人会照你说的做，而且首先就杀你来利他自己，因为对于他来说，你就是别人。所以，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赞成，就有十个人来杀；如果天下人都赞成，天下人都会杀你。
反对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认为你妖言惑众，也要杀你。所以，有一个人反对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反对，就有十个人来杀；天下人都反对，天下人就都来杀你。
好嘛！赞成的人也杀你，反对的人也杀你，请问，你是不是死定了？
巫马子无言以对。[18]
这当然又是墨子学生编出来的故事。但学生的故事编得这么好，先生的逻辑恐怕更加强大。实际上，就连辩才无碍如孟子，后来与墨家的一位信徒辩论时也只能这样问：先生当真相信爱邻居的孩子，能够跟爱哥哥的孩子一样吗？[19]
然而孟子这弱弱的一问，却有雷霆万钧之力。实际上儒墨两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仁爱是有源之水，兼爱是无根之木。墨子始终没能说清楚，我们凭什么要一视同仁毫无差别地去爱所有人。是啊，凭什么呢？
相反，儒家的仁爱尽管问题多多，却有人之天性为根据，人之常情做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墨家的一落千丈，儒家的最后胜出，都不是没有道理的。[20]
不过，对于救世之争而言，重要的还不是怎么救，而是救不救。事实上就有人不主张救。在他看来，这世界根本就没得救，也不该救，不能救。就算当真要救，有用的也不是仁爱或兼爱，而是不爱。
这个人，就是庄子。
不救才有救
庄子和庄子学派跟墨家一样，也认为礼乐虚伪。而且，他们也喜欢编故事嘲笑儒家。
有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一天晚上，两个儒家之徒去盗墓。大儒在地面望风，小儒在墓里作案。大儒问：天快亮了，怎么样了？小儒答：还没解开衣服呢！这死人嘴里有颗珠子。不过，这番对话是吟诗。
大儒问：东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答：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接着，那小儒一边在死人嘴里挖珠子，一边吟唱：青青之麦，生于陵陂（读如杯）。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翻译过来就是：绿油油的麦子，长在山坡坡。活着不捐善款，死了含颗珠子干什么？[21]
偷人东西，还要吟诗作赋讲大道理，不虚伪吗？
实际上在庄子看来，儒家和儒家伦理，是不折不扣的大奸大伪；而世俗所谓智慧，则都是为盗贼准备的。比方说，为了防贼，人们总喜欢把柜子、箱子、袋子捆得紧紧的，锁得牢牢的。然而要是来个大贼，破门而入，扛着柜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锁扣锁得不牢。
智慧如此，道德也一样。有个江洋大盗就说：准确猜出室内所藏，是圣；抢先进去行窃，是勇；最后一个撤离，是义；知道能不能得手，是智；分赃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是仁。道德吗？不道德吗？
显然，儒家伦理，墨家道德，是好人和强盗都用得上的，而且强盗还用得更好。难怪“圣人生而大盗起”，因为盗贼就是圣人培养的。
于是庄子得出结论——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22]
这可真是惊世骇俗，一棍子把儒墨两家都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庄子意犹未尽，还要追根溯源。他说，孔墨之所以跑出来冒充救世主，是因为世道人心大乱。因此，要想救世，就必须搞清楚人心为什么会变坏。
那么，是谁把人心搞坏了呢？
夏禹。在夏禹的时代，人人都用计谋，个个都害别人，还认为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但夏禹“使民心变”，是因为帝舜“使民心竞”；帝舜“使民心竞”，又因为帝尧“使民心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这是儒家伦理的人性基础，而庄子认为是祸根。
亲亲，怎么就不对呢？
庄子的逻辑是：有亲就有疏，有爱就有恨。因此，有尧时代的相互区别，就会有舜时代的互相竞争，禹时代的相互斗争。结果，“天下大骇，儒墨皆起”。
那么，罪魁祸首是尧？
不，是三皇五帝。因为尧也好，舜也好，禹也好，都是要治天下。而最早治天下的，是三皇五帝。因此，尽管黄帝治天下让人心纯一，但，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和夏商周的乱，这就叫“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23]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就是一部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又自讨没趣的折腾史。折腾这么久，哪里还有救？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也因此，你当真想要这世界好吗？那你就不要瞎折腾。
对！不救才有救。
事实上在庄子看来，一个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甚至也是不需要爱的。这就好比鱼儿，当它们生活在大江大海之中时，相互救助过吗？没有。只有当泉水干涸，鱼们一齐被困在陆地上时，才需要讲爱心，需要相互用湿气呼吸，用唾沫滋润，叫“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呴读如需）。这，又哪里比得上“相忘于江湖”呢？[24]
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问题是，这可能吗？
可能，但没保证。因为谁都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没有人祸，还有天灾嘛！
但即便如此，庄子也不认为我们应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相反，他的主张，是先救自己，后救别人，最后救天下，叫“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这句话，庄子虽然假借孔子之口说出，其实却是他自己的观点。[25]
庄子这样说，对吗？
对。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救不了，又怎么可能拯救别人，拯救天下？相反，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还有他人的瓦上霜需要操心吗？
显然，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首先爱护自己，才能爱护社会。不信你看那些江湖好汉，自己固然视死如归，别人的生命又何曾放在眼里？
因此，庄子还有一个观点：一个人，如果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天下，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那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我们甚至还可以为庄子补充一句：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
这也是杨朱和老子的观点。[26]
杨朱、老子和庄子，是道家“三剑客”。其中，杨朱是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老子（《老子》一书作者，下同）则承前启后，他那喷涌而出的思想，与其他思想交汇成两条河。一条沿着杨朱的方向奔流，形成狭义的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庄子；另一条朝着相反的方向流淌，形成狭义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是韩非。[27]
那么，前面的问题，韩非怎么看？
治国还须庶人剑
跟庄子和墨子一样，韩非也是既反对仁爱，又反对礼乐的。只不过，庄子喜欢讲故事，墨子喜欢讲逻辑，韩非则既讲故事又讲逻辑。
韩非讲的故事，最有名的是“矛盾”。
这故事说，有个楚国人，卖矛又卖盾。他先说自己的盾什么矛都挡得住，又说自己的矛什么盾都戳得穿。于是有人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那人傻眼。[28]
这就是“矛盾”一词的来历。
韩非，是矛盾论者。
但，这跟仁爱、礼乐，有什么关系？
也有两个故事，一个叫“秦伯嫁女”，一个叫“买椟还珠”。第一个故事说，秦国的国君嫁女儿，送了七十个盛装打扮的丫环作陪嫁。结果，晋公子喜欢丫环，不喜欢公主。第二个故事说，楚国的商人卖珍珠，用香木做成盒子，还要“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结果郑国人买了盒子，退回珍珠。[29]
结论很简单：内容与形式是一对矛盾。
仁爱与礼乐，正是这样的关系。仁为礼之本，故仁爱就是内容，礼乐就是形式。一个人，不能卖矛又卖盾。因此，不能既要仁爱，又要礼乐。
那么，仁爱和礼乐，哪个好？
都不好。
韩非说，“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为什么？用不着！这就叫“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相反，如果必须装饰，就说明它本质有问题。一个人长得丑，才要化妆；鱼虾不新鲜，才放佐料。这就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30]
结论又很简单：如果仁爱很好，何必要有礼乐？
所以，仁爱不是好东西。
仁爱不好，礼乐更加要不得，因为礼乐是用来给仁爱遮丑的。这样虚假骗人的玩意，怎么会是好东西？何况仁爱越是需要礼乐来装饰，岂非越是证明仁爱有问题？礼乐越是漂亮，则仁爱岂非越是丑陋？
虚假的美掩饰着真实的丑，这就是韩非眼中的礼乐与仁爱。于是，韩非就这样用他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论，逻辑地同时否定了仁爱与礼乐。
可惜这个逻辑前提是韩非的，不是孔子的。孔子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论者。在他看来，没有内容，形式就没有必要；没有形式，内容也无法表现。子贡就说，内容好比皮，形式好比毛，哪个可以不要？如果去掉毛，虎皮豹皮与狗皮羊皮，又有什么区别？[31]
儒家与法家，简直鸡同鸭讲。
不过，如果墨子再世，却会同意韩非。事实上墨法两家虽然根本对立，却相互同情，因为他们都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只不过，墨子讲“天下之利”，韩非讲“军国之利”；墨子讲“庶民之用”，韩非讲“君主之用”。但主张讲功利，讲实用，则是一样的。[32]
那么，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
因为墨子认为兼爱管用。墨子说，只要做到“兼相爱，交相利”，诸侯之间就不战争，大夫之间就不掠夺，庶民之间就不残害，天下也就太平。[33]
所以，兼爱是必需的，礼乐则没有用。
韩非则认为，兼爱、仁爱、礼乐，都没有用。韩非说，儒家和墨家都鼓吹先王爱民如子。然而怎么样呢？人民照样犯罪，君王也照样杀人。这就怪了。那些人不是已经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爱吗？为什么还要犯罪？可见爱不管用。你爱他也好，不爱他也罢，他该犯罪，还犯罪。既然如此，那你爱他干什么？
爱不但没用，还误国。
韩非说，楚国有个良民，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结果被官员杀死，罪名是“不孝”。鲁国有个孝子，因为家有老父，每次打仗都贪生怕死，结果孔子推荐他做官，理由是“仁孝”。楚国那个人，是忠于国家的，却背叛了父亲。鲁国那个人，是孝顺父亲的，却背叛了国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国之忠臣，却为父之逆子；父之孝子，却为国之叛徒。仁爱孝悌，能要吗？不能！
何况仁爱也未必能够培养孝子。韩非说，一个浪子不成器，父母、乡亲、师长，爱他也好，训他也罢，他都置若罔闻。只有官府来抓他，他才乖了。为什么？害怕。让人害怕，比兼爱和仁爱都管用。[34]
还有一个故事，也能证明这一点。
这故事说，伍子胥逃出楚国，被守关的官吏捕获。子胥说，大王通缉我，是想要我一颗宝贵的珍珠，不过现在已经丢了。你要是把我送回国，大王问起来，我只好说珍珠被你私吞，你看着办吧！
结果，那守关之吏把伍子胥放了。[35]
由此可见，管用的不是什么爱，而是威胁利诱，严刑峻法。这就是韩非的剑。
毫无疑问，这是庶人剑。
韩非举起庶人剑，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韩非之所处，已是战国晚期。这时，历史已经从贵族和君子的时代，变成了平民和小人的时代。理想主义成为绝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才是主旋律。从商鞅到韩非，法家后来居上成为新时代的代言人，正是时代精神所使然。
然而理想主义从来就不可或缺。事实上，正是这些未必能够实现的理想，保证了中华文明不至于像亚述文明和罗马文明那样，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消亡。更有趣的是，孔子和孟子代表的儒家，墨子代表的墨家，杨朱、老子和庄子代表的道家，社会理想又各不相同。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理想，包括韩非代表的法家主张，凝聚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智慧，体现出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这是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非常值得我们去追寻，去探讨。
那么，怎样的社会才是好的？
，便可以称之为墨子的“三大批判”——礼乐之批判，天命之批判，儒学之批判。不过墨子最反对的，还是仁爱。
奇怪！墨子不是主张以爱救世吗？
如果不要仁爱，那他要什么？
兼爱。
仁爱与兼爱，有区别吗？
有。
区别就在于仁爱的出发点是亲情，即父母子女之间与生俱来不证自明的爱。然后将心比心，由此及彼，推己及人，从爱父母子女，到父老乡亲，到华夏族人，到蛮夷戎狄。最后，让世界充满爱。
显然，这里面有先后，有等级。
兼爱则相反，主张不分男女老少、亲疏远近、尊卑贵贱，一视同仁地爱，类似于西方人的博爱。不过，西方人讲博爱，是因为有上帝，有信仰。墨子的兼爱，却来历不明。但总之，仁爱有差别，兼爱无差别。
那么，兼爱和仁爱，哪个对？
这需要证明。
于是，墨家假设一位名叫巫马子的儒生发表宣言：我爱邻国超过爱远国，爱本国超过爱邻国，爱老乡超过爱国民，爱族人超过爱老乡，爱双亲超过爱族人。这话虽未必有人明确说过，却符合仁爱的原则。
那么，接下来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
爱自己超过爱双亲。
这当然绝不可能是儒家的主张，但这个逻辑推理却是成立的。就连儒家自己恐怕也永远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应该“爱双亲超过爱族人”，却不可以“爱自己超过爱双亲”。
无疑，这是仁爱学说的死穴。
更要命的是，墨家从“爱自己超过爱双亲”出发，又替巫马子得出一个结论：
我只可能损人利己，不可能舍己为人。
于是墨子问：先生的主义，是准备藏在心里呢，还是打算告诉别人？
巫马子说：为什么要藏起来？当然告诉别人。
墨子说：那好，你死定了。
此话怎讲？
墨子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
你的主义宣布后，人们的态度无非两种，一是赞成，二是反对。赞成的人会照你说的做，而且首先就杀你来利他自己，因为对于他来说，你就是别人。所以，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赞成，就有十个人来杀；如果天下人都赞成，天下人都会杀你。
反对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他们会认为你妖言惑众，也要杀你。所以，有一个人反对你的主义，就有一个人来杀你；有十个人反对，就有十个人来杀；天下人都反对，天下人就都来杀你。
好嘛！赞成的人也杀你，反对的人也杀你，请问，你是不是死定了？
巫马子无言以对。[18]
这当然又是墨子学生编出来的故事。但学生的故事编得这么好，先生的逻辑恐怕更加强大。实际上，就连辩才无碍如孟子，后来与墨家的一位信徒辩论时也只能这样问：先生当真相信爱邻居的孩子，能够跟爱哥哥的孩子一样吗？[19]
然而孟子这弱弱的一问，却有雷霆万钧之力。实际上儒墨两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仁爱是有源之水，兼爱是无根之木。墨子始终没能说清楚，我们凭什么要一视同仁毫无差别地去爱所有人。是啊，凭什么呢？
相反，儒家的仁爱尽管问题多多，却有人之天性为根据，人之常情做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墨家的一落千丈，儒家的最后胜出，都不是没有道理的。[20]
不过，对于救世之争而言，重要的还不是怎么救，而是救不救。事实上就有人不主张救。在他看来，这世界根本就没得救，也不该救，不能救。就算当真要救，有用的也不是仁爱或兼爱，而是不爱。
这个人，就是庄子。
不救才有救
庄子和庄子学派跟墨家一样，也认为礼乐虚伪。而且，他们也喜欢编故事嘲笑儒家。
有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一天晚上，两个儒家之徒去盗墓。大儒在地面望风，小儒在墓里作案。大儒问：天快亮了，怎么样了？小儒答：还没解开衣服呢！这死人嘴里有颗珠子。不过，这番对话是吟诗。
大儒问：东方作矣，事之何若？
小儒答：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接着，那小儒一边在死人嘴里挖珠子，一边吟唱：青青之麦，生于陵陂（读如杯）。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翻译过来就是：绿油油的麦子，长在山坡坡。活着不捐善款，死了含颗珠子干什么？[21]
偷人东西，还要吟诗作赋讲大道理，不虚伪吗？
实际上在庄子看来，儒家和儒家伦理，是不折不扣的大奸大伪；而世俗所谓智慧，则都是为盗贼准备的。比方说，为了防贼，人们总喜欢把柜子、箱子、袋子捆得紧紧的，锁得牢牢的。然而要是来个大贼，破门而入，扛着柜子，拎着箱子，提着袋子就跑。哈！他还生怕你绳索捆得不紧，锁扣锁得不牢。
智慧如此，道德也一样。有个江洋大盗就说：准确猜出室内所藏，是圣；抢先进去行窃，是勇；最后一个撤离，是义；知道能不能得手，是智；分赃时人人有份大家一样，是仁。道德吗？不道德吗？
显然，儒家伦理，墨家道德，是好人和强盗都用得上的，而且强盗还用得更好。难怪“圣人生而大盗起”，因为盗贼就是圣人培养的。
于是庄子得出结论——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22]
这可真是惊世骇俗，一棍子把儒墨两家都打入十八层地狱。但庄子意犹未尽，还要追根溯源。他说，孔墨之所以跑出来冒充救世主，是因为世道人心大乱。因此，要想救世，就必须搞清楚人心为什么会变坏。
那么，是谁把人心搞坏了呢？
夏禹。在夏禹的时代，人人都用计谋，个个都害别人，还认为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但夏禹“使民心变”，是因为帝舜“使民心竞”；帝舜“使民心竞”，又因为帝尧“使民心亲”。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这是儒家伦理的人性基础，而庄子认为是祸根。
亲亲，怎么就不对呢？
庄子的逻辑是：有亲就有疏，有爱就有恨。因此，有尧时代的相互区别，就会有舜时代的互相竞争，禹时代的相互斗争。结果，“天下大骇，儒墨皆起”。
那么，罪魁祸首是尧？
不，是三皇五帝。因为尧也好，舜也好，禹也好，都是要治天下。而最早治天下的，是三皇五帝。因此，尽管黄帝治天下让人心纯一，但，有治必有乱，治为乱之源。有三皇五帝的治，就一定有尧舜禹和夏商周的乱，这就叫“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23]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就是一部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又自讨没趣的折腾史。折腾这么久，哪里还有救？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也因此，你当真想要这世界好吗？那你就不要瞎折腾。
对！不救才有救。
事实上在庄子看来，一个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甚至也是不需要爱的。这就好比鱼儿，当它们生活在大江大海之中时，相互救助过吗？没有。只有当泉水干涸，鱼们一齐被困在陆地上时，才需要讲爱心，需要相互用湿气呼吸，用唾沫滋润，叫“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呴读如需）。这，又哪里比得上“相忘于江湖”呢？[24]
谁都不用管谁，才叫天下太平。
问题是，这可能吗？
可能，但没保证。因为谁都不能保证那泉水不干。没有人祸，还有天灾嘛！
但即便如此，庄子也不认为我们应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相反，他的主张，是先救自己，后救别人，最后救天下，叫“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这句话，庄子虽然假借孔子之口说出，其实却是他自己的观点。[25]
庄子这样说，对吗？
对。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救不了，又怎么可能拯救别人，拯救天下？相反，如果每个人的门前雪都打扫干净了，还有他人的瓦上霜需要操心吗？
显然，只有首先尊重自己，才能尊重别人；首先爱护自己，才能爱护社会。不信你看那些江湖好汉，自己固然视死如归，别人的生命又何曾放在眼里？
因此，庄子还有一个观点：一个人，如果重视自己超过重视天下，爱护自己超过爱护天下，那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我们甚至还可以为庄子补充一句：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
这也是杨朱和老子的观点。[26]
杨朱、老子和庄子，是道家“三剑客”。其中，杨朱是道家学派的开山鼻祖。老子（《老子》一书作者，下同）则承前启后，他那喷涌而出的思想，与其他思想交汇成两条河。一条沿着杨朱的方向奔流，形成狭义的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是庄子；另一条朝着相反的方向流淌，形成狭义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是韩非。[27]
那么，前面的问题，韩非怎么看？
治国还须庶人剑
跟庄子和墨子一样，韩非也是既反对仁爱，又反对礼乐的。只不过，庄子喜欢讲故事，墨子喜欢讲逻辑，韩非则既讲故事又讲逻辑。
韩非讲的故事，最有名的是“矛盾”。
这故事说，有个楚国人，卖矛又卖盾。他先说自己的盾什么矛都挡得住，又说自己的矛什么盾都戳得穿。于是有人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如何？那人傻眼。[28]
这就是“矛盾”一词的来历。
韩非，是矛盾论者。
但，这跟仁爱、礼乐，有什么关系？
也有两个故事，一个叫“秦伯嫁女”，一个叫“买椟还珠”。第一个故事说，秦国的国君嫁女儿，送了七十个盛装打扮的丫环作陪嫁。结果，晋公子喜欢丫环，不喜欢公主。第二个故事说，楚国的商人卖珍珠，用香木做成盒子，还要“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结果郑国人买了盒子，退回珍珠。[29]
结论很简单：内容与形式是一对矛盾。
仁爱与礼乐，正是这样的关系。仁为礼之本，故仁爱就是内容，礼乐就是形式。一个人，不能卖矛又卖盾。因此，不能既要仁爱，又要礼乐。
那么，仁爱和礼乐，哪个好？
都不好。
韩非说，“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为什么？用不着！这就叫“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相反，如果必须装饰，就说明它本质有问题。一个人长得丑，才要化妆；鱼虾不新鲜，才放佐料。这就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30]
结论又很简单：如果仁爱很好，何必要有礼乐？
所以，仁爱不是好东西。
仁爱不好，礼乐更加要不得，因为礼乐是用来给仁爱遮丑的。这样虚假骗人的玩意，怎么会是好东西？何况仁爱越是需要礼乐来装饰，岂非越是证明仁爱有问题？礼乐越是漂亮，则仁爱岂非越是丑陋？
虚假的美掩饰着真实的丑，这就是韩非眼中的礼乐与仁爱。于是，韩非就这样用他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论，逻辑地同时否定了仁爱与礼乐。
可惜这个逻辑前提是韩非的，不是孔子的。孔子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论者。在他看来，没有内容，形式就没有必要；没有形式，内容也无法表现。子贡就说，内容好比皮，形式好比毛，哪个可以不要？如果去掉毛，虎皮豹皮与狗皮羊皮，又有什么区别？[31]
儒家与法家，简直鸡同鸭讲。
不过，如果墨子再世，却会同意韩非。事实上墨法两家虽然根本对立，却相互同情，因为他们都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只不过，墨子讲“天下之利”，韩非讲“军国之利”；墨子讲“庶民之用”，韩非讲“君主之用”。但主张讲功利，讲实用，则是一样的。[32]
那么，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
因为墨子认为兼爱管用。墨子说，只要做到“兼相爱，交相利”，诸侯之间就不战争，大夫之间就不掠夺，庶民之间就不残害，天下也就太平。[33]
所以，兼爱是必需的，礼乐则没有用。
韩非则认为，兼爱、仁爱、礼乐，都没有用。韩非说，儒家和墨家都鼓吹先王爱民如子。然而怎么样呢？人民照样犯罪，君王也照样杀人。这就怪了。那些人不是已经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爱吗？为什么还要犯罪？可见爱不管用。你爱他也好，不爱他也罢，他该犯罪，还犯罪。既然如此，那你爱他干什么？
爱不但没用，还误国。
韩非说，楚国有个良民，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结果被官员杀死，罪名是“不孝”。鲁国有个孝子，因为家有老父，每次打仗都贪生怕死，结果孔子推荐他做官，理由是“仁孝”。楚国那个人，是忠于国家的，却背叛了父亲。鲁国那个人，是孝顺父亲的，却背叛了国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国之忠臣，却为父之逆子；父之孝子，却为国之叛徒。仁爱孝悌，能要吗？不能！
何况仁爱也未必能够培养孝子。韩非说，一个浪子不成器，父母、乡亲、师长，爱他也好，训他也罢，他都置若罔闻。只有官府来抓他，他才乖了。为什么？害怕。让人害怕，比兼爱和仁爱都管用。[34]
还有一个故事，也能证明这一点。
这故事说，伍子胥逃出楚国，被守关的官吏捕获。子胥说，大王通缉我，是想要我一颗宝贵的珍珠，不过现在已经丢了。你要是把我送回国，大王问起来，我只好说珍珠被你私吞，你看着办吧！
结果，那守关之吏把伍子胥放了。[35]
由此可见，管用的不是什么爱，而是威胁利诱，严刑峻法。这就是韩非的剑。
毫无疑问，这是庶人剑。
韩非举起庶人剑，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韩非之所处，已是战国晚期。这时，历史已经从贵族和君子的时代，变成了平民和小人的时代。理想主义成为绝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才是主旋律。从商鞅到韩非，法家后来居上成为新时代的代言人，正是时代精神所使然。
然而理想主义从来就不可或缺。事实上，正是这些未必能够实现的理想，保证了中华文明不至于像亚述文明和罗马文明那样，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消亡。更有趣的是，孔子和孟子代表的儒家，墨子代表的墨家，杨朱、老子和庄子代表的道家，社会理想又各不相同。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理想，包括韩非代表的法家主张，凝聚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智慧，体现出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这是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非常值得我们去追寻，去探讨。
那么，怎样的社会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