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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范鑫生说的不是实话,但也绝不是没用的话。于是装作相信似地说:“难得大哥有这雅兴,今天我请客。”
范鑫生摆手道:“别,谁也别跟我抢,今天是我请老徐。一川你还不知道吧,我跟老徐可是有故事的。”
“呃?”邓一川真还不知道范鑫生跟老徐有什么故事。在他眼里,这两人一个是纪委的大主任,一个听上去是个物业经理,其实就是替开发商看场子的,而且现在还被除了名,两人差得远呢,会有什么故事?
范鑫生貌似心情不错,或者也是借机找找话,让三人之间的气氛趋于轻松,道:“老徐当年是国有企业的厂长,有人举报他,案子是我办的,若不是我秉公执法,他现在可能在牢里。对吧老徐?”
一旁半躺着的徐成山马上将脚从木桶里拿出来,直起身子,恭恭敬敬道:“大主任说的没错,我老徐这辈子算是有福,遇着了范大主任,不然,我这把骨头,可能就烂在监狱里了。”
范鑫生果真没说假话。
徐成山当年是吉州第二锅炉厂厂长,这家企业虽小,但效益却一点不差。徐成山接任厂长第三年,正赶上各地的建设热潮,厂子效益比往年更是好出许多。徐成山也是劲头越来越足。谁知这个时候,连着几封检举信飞到了上面,信中检举,徐成山接任厂长以来,独断专行,任人唯亲。以优化组合的名义,将跟他意见不合的几位副职排挤出班子,将自己信任的人拉进班子,从而为自己贪污腐化打下基础。
举报信罗列了徐成山十二条罪状,概括起来,就是在原材料采购中用自己的亲信,高价购进不合格材料,大吃回扣。以新产品试制为名,成立所谓的攻关小组,其实是巧立名目,贪污科研经费。更严重的,产品销售实行代理制,让个别人控制销售权,名义上是集中力量拓宽主渠道,实则是将销售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跟销售人员串通起来,利用销售政策挖厂子的墙脚。
一句话,就是徐成山这几年将厂子搞成家天下,企业虽说效益是上去了,但徐成山自己,也捞取了不少好处。
这案子上面很重视,责成纪委和公安局经侦支队联手查处。调查过程中,确也发现企业管理存在不少问题,尤其销售方面,为了刺激销售人员,厂子制定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促销政策,销得多拿得多,奖金更多。这本来也没啥大的问题,销售嘛,没有大的刺激哪个肯卖力。关键在于,厂子公开招聘的五大销售商,也就是五大片区经理,都跟徐成山有这样那样的关系。
比如西北片区的销售商,就是徐成山的小舅子。东南片区的销售商,是徐成山的战友。这两个片区,年销售额最高,拿的提成还有返利也最多。其中最高一笔,高达三百多万。
这里面如果没问题,怕没人相信。
连着查了几个月,又发现在企业融资,贷款等方面,存在不少不合理的开支。说是不合理支出,其实就是当时通行的回扣。
为了拿到更多贷款,厂子每贷一百万,就给银行主要负责人返利十个点,等于企业贷了一百万,实际只拿到九十万。另十万,说是给了办事人员,但企业却没任何帐务。
查到这儿,上面发话了,要做为典型,重办。
如果范鑫生当时糊涂一些,或者官僚一些,仅就贷款返利和高额销售奖励两项,就可以给徐成山定罪。因为所有的开支财务上都没合理手续,有些只是凭财务人员私下记的帐,有些甚至连私帐都没,完全就凭徐成山和几个管理人员的口头记忆。
也就是说,钱走了哪里,谁也说不清。只说是送了人,或者返了利。
范鑫生却发现,徐成山非常信任的一名财务人员私藏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里细致地记录了每一笔开支。每送出去一笔钱,或者发放一笔奖金,财务人员都在笔记本上详细注明。
凭借这个笔记本,调查组最终核实,举报信中反映的问题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凭空捏造,都存在。钱的数额也差不多。但这钱没进徐成山自己的腰包,确确实实花在了企业运营中。如果要定罪,也只能定管理不善,乱开支,制度不规范,而不能定贪污。
再查下去,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原来举报徐成山的不是别人,是被他撤掉的两名副厂长还有销售科长。而这三人,是被一民营老板收买,专门收集黑材料,目的就是让徐成山在这家厂子干不下去。
当时正兴国有中小企业改革风,所谓的改革,就是由民营企业收购或兼并国有中小企业。锅炉厂属于能看得见效益的企业,盯着它的民营老板就很多。区里呢,也想尽快将它卖掉。虽然不是包袱,但背下去,迟早会成包袱。
可徐成山就是不答应。几次谈判,他都坚决不同意,还让工会发动员工,去政府体改办上访。那位老板见徐成山一心要坏掉他的好事,才想出这损招,想通过纪委的手,帮他拔掉徐成山这根刺。
那次范鑫生是站在非常高的高度,反复跟市区领导讲道理,讲企业经营中的罪与非罪,讲“私吞”与“公拿”的区别。讲到最后,他跟执意要定徐成山的那位领导说,如果非要定罪,也只能定法人行贿,而不能给徐成山个人定罪。
领导说他搞不懂这些,他就想把徐成山拿掉,换个听话的厂长。范鑫生说这好办啊,现在就可以将他撤职,他虽没有犯罪,但违法还是有的,违章违规的事更多,随便列出几条就能把他这个厂长撤了,开除公职也行。
领导也算仁慈:“开除就不必了,一个企业,也不是啥金饭碗,只要不阻碍国企改革就行。”
最终,徐成山的牢狱之灾是免掉了,但作为制度性惩罚,他的厂长一职也被撤了,成了一名普通工人。
又是一年后,企业顺利改制,那位民营老板以不到两百万的价格,整体收购了这家小企业。然后开始分流职工,徐成山成了第一批走出该企业的人。
道范鑫生说的不是实话,但也绝不是没用的话。于是装作相信似地说:“难得大哥有这雅兴,今天我请客。”
范鑫生摆手道:“别,谁也别跟我抢,今天是我请老徐。一川你还不知道吧,我跟老徐可是有故事的。”
“呃?”邓一川真还不知道范鑫生跟老徐有什么故事。在他眼里,这两人一个是纪委的大主任,一个听上去是个物业经理,其实就是替开发商看场子的,而且现在还被除了名,两人差得远呢,会有什么故事?
范鑫生貌似心情不错,或者也是借机找找话,让三人之间的气氛趋于轻松,道:“老徐当年是国有企业的厂长,有人举报他,案子是我办的,若不是我秉公执法,他现在可能在牢里。对吧老徐?”
一旁半躺着的徐成山马上将脚从木桶里拿出来,直起身子,恭恭敬敬道:“大主任说的没错,我老徐这辈子算是有福,遇着了范大主任,不然,我这把骨头,可能就烂在监狱里了。”
范鑫生果真没说假话。
徐成山当年是吉州第二锅炉厂厂长,这家企业虽小,但效益却一点不差。徐成山接任厂长第三年,正赶上各地的建设热潮,厂子效益比往年更是好出许多。徐成山也是劲头越来越足。谁知这个时候,连着几封检举信飞到了上面,信中检举,徐成山接任厂长以来,独断专行,任人唯亲。以优化组合的名义,将跟他意见不合的几位副职排挤出班子,将自己信任的人拉进班子,从而为自己贪污腐化打下基础。
举报信罗列了徐成山十二条罪状,概括起来,就是在原材料采购中用自己的亲信,高价购进不合格材料,大吃回扣。以新产品试制为名,成立所谓的攻关小组,其实是巧立名目,贪污科研经费。更严重的,产品销售实行代理制,让个别人控制销售权,名义上是集中力量拓宽主渠道,实则是将销售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跟销售人员串通起来,利用销售政策挖厂子的墙脚。
一句话,就是徐成山这几年将厂子搞成家天下,企业虽说效益是上去了,但徐成山自己,也捞取了不少好处。
这案子上面很重视,责成纪委和公安局经侦支队联手查处。调查过程中,确也发现企业管理存在不少问题,尤其销售方面,为了刺激销售人员,厂子制定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促销政策,销得多拿得多,奖金更多。这本来也没啥大的问题,销售嘛,没有大的刺激哪个肯卖力。关键在于,厂子公开招聘的五大销售商,也就是五大片区经理,都跟徐成山有这样那样的关系。
比如西北片区的销售商,就是徐成山的小舅子。东南片区的销售商,是徐成山的战友。这两个片区,年销售额最高,拿的提成还有返利也最多。其中最高一笔,高达三百多万。
这里面如果没问题,怕没人相信。
连着查了几个月,又发现在企业融资,贷款等方面,存在不少不合理的开支。说是不合理支出,其实就是当时通行的回扣。
为了拿到更多贷款,厂子每贷一百万,就给银行主要负责人返利十个点,等于企业贷了一百万,实际只拿到九十万。另十万,说是给了办事人员,但企业却没任何帐务。
查到这儿,上面发话了,要做为典型,重办。
如果范鑫生当时糊涂一些,或者官僚一些,仅就贷款返利和高额销售奖励两项,就可以给徐成山定罪。因为所有的开支财务上都没合理手续,有些只是凭财务人员私下记的帐,有些甚至连私帐都没,完全就凭徐成山和几个管理人员的口头记忆。
也就是说,钱走了哪里,谁也说不清。只说是送了人,或者返了利。
范鑫生却发现,徐成山非常信任的一名财务人员私藏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里细致地记录了每一笔开支。每送出去一笔钱,或者发放一笔奖金,财务人员都在笔记本上详细注明。
凭借这个笔记本,调查组最终核实,举报信中反映的问题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凭空捏造,都存在。钱的数额也差不多。但这钱没进徐成山自己的腰包,确确实实花在了企业运营中。如果要定罪,也只能定管理不善,乱开支,制度不规范,而不能定贪污。
再查下去,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原来举报徐成山的不是别人,是被他撤掉的两名副厂长还有销售科长。而这三人,是被一民营老板收买,专门收集黑材料,目的就是让徐成山在这家厂子干不下去。
当时正兴国有中小企业改革风,所谓的改革,就是由民营企业收购或兼并国有中小企业。锅炉厂属于能看得见效益的企业,盯着它的民营老板就很多。区里呢,也想尽快将它卖掉。虽然不是包袱,但背下去,迟早会成包袱。
可徐成山就是不答应。几次谈判,他都坚决不同意,还让工会发动员工,去政府体改办上访。那位老板见徐成山一心要坏掉他的好事,才想出这损招,想通过纪委的手,帮他拔掉徐成山这根刺。
那次范鑫生是站在非常高的高度,反复跟市区领导讲道理,讲企业经营中的罪与非罪,讲“私吞”与“公拿”的区别。讲到最后,他跟执意要定徐成山的那位领导说,如果非要定罪,也只能定法人行贿,而不能给徐成山个人定罪。
领导说他搞不懂这些,他就想把徐成山拿掉,换个听话的厂长。范鑫生说这好办啊,现在就可以将他撤职,他虽没有犯罪,但违法还是有的,违章违规的事更多,随便列出几条就能把他这个厂长撤了,开除公职也行。
领导也算仁慈:“开除就不必了,一个企业,也不是啥金饭碗,只要不阻碍国企改革就行。”
最终,徐成山的牢狱之灾是免掉了,但作为制度性惩罚,他的厂长一职也被撤了,成了一名普通工人。
又是一年后,企业顺利改制,那位民营老板以不到两百万的价格,整体收购了这家小企业。然后开始分流职工,徐成山成了第一批走出该企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