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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谓“跃进灾难”其实,想高速发展经济不是罪过。正如延安整风时,当人们批评百团大战暴露八路军实力,招致日伪军重点扫荡,因而使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时,彭总声辩:“打鬼子有什么罪过?”至于发展经济的方法失当,这并不奇怪:谁天生就懂经济?谁天生就有经验?谁天生就是行家里手?“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江选第3卷,第604页)我们今天人才如海,专家如山,还难免发生这样那样失误,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何以苛求半世纪以远的前人,要求他们不犯错误?关于这一点,我要特别指出:在人类前进的历史长河中,不仅领袖会犯错误,人民也会犯错误。例如:1931-1944年,中国人民的一部分错误地站在了伪满和汪伪一边认倭作父;1991年,前苏联人民错误地站在了野心家阴谋家一边,默认其颠覆了列宁领导苏共创建的苏维埃政权;2003年,伊拉克人民错误地站在了侵略者一边,帮助美军推翻了本民族的合法政权。具体说到1958年的大跃进,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把粮食的亩产量夸张到匪夷所思的高度,导致中央高层对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估计严重失实。这是人民所犯的错误,不能记在领袖的账上。以致于毛泽东在党内通信里,深情恳求各级干部:“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0页)至于用自然灾害造成的灾难对毛横加指责,其荒诞不经,只要看当今世界,科技如此发达,国力如此强大,无论中国外国,都有因灾受损的报道,就能明晓孰是孰非。
人们攻击毛的第三枪弹是所谓“文革浩劫”首先,就发动文革的动机“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参见邓选第2卷,第149页)来看,当时似乎没有必要,纯属头脑发热、主观臆想,因为文革所要扫除的党和国家的“阴暗面”并没有毛所认定的那样严重。可是从他身后陆续发生的苏东巨变、政治风波的沉痛教训,和今天习总书记打虎扑蝇深得民心的历史事实来看,毛对于巩固政权、抑制腐败、防止复辟,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高压态势,并非毫无意义。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还会更深刻地展示出来,正如小平所说:“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选第2卷,第149页)其次,就开展文革依靠的是群众组织来看,那是因为毛退居二线十年之后,他已经不能有效地指挥居于一线的各级党委与政府(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4页),转而诉诸直接发动底层群众,乃是迫于无奈而为之。而群众运动一旦掀起,参加者未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直到发动者自己也难以完全掌控他们。典型的例证可从天安门诗抄里获取。在这批被认为革命的诗作中,有这样一首:“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里已经超出一般群众和平请愿的底线,显露出运用暴力对抗政府的意向,从中已可隐约窥见1989年政治风波的端倪。毛曾对用非法手段审查干部表示愤怒,严厉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34页,第432页)超出他掌控范围,非其初衷的一切恶作剧,例如“文攻武卫”、“法西斯式审查”之类,不能说与他发起运动,给坏人以可乘之机无关,但不能记在他的账上。文革悲剧昭示我党一个惨痛教训:“党内永远不要再搞一二线!”用二线操控一线,历来不能成功。它先是造成了毛与刘邓的不协调,后是造成了邓与胡赵的不协调。不仅毛检讨由他提议的这种制度实验造成了“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43页)邓也指出开始于党的十三大的这种制度安排“并不算很成功”(邓选第3卷,第311页)幸赖邓开创了退休制,江开创了任期制,使我们党得以摆脱党内分线造成的梦魇。江泽民指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江选第3卷,第603页)这是对我党两代中央集体探索领导体制经验教训的精辟总结。
有的人对祖宗有误解,总认为尊崇毛泽东,会对改革开放有妨碍。其实大谬不然。谁不想把自己手创的国家做大做强?毛泽东如果活着,鉴于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时代主题,他也会雄姿英发地领导改革开放。实际上在他有生之年,他已经着手搞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改革开放。摒弃前苏联高度集中的、单一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发展经济道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尤重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在事权管辖上的体制与机制,这不是“改革”又是什么?在努力发展与第三世界各国关系的同时,他积极发展与第一、第二世界各国的关系,亲手打开新中国与美国和日本之间正常交往的大门,世界上比这两个国家更牛、更“资本主义”的还有谁?这不是“开放”又是什么?
有人责问:“你这样劳神费力称扬毛,是不是想返回毛时代呀?”这就好比问:“你歌颂中华民族的轩辕祖先,是不是想返回赤身裸体、茹毛饮血呀?”或者是在问:“你歌颂战争年代战胜敌人的英雄,是不是想返回烧杀淫掠、枪林弹雨呀?”发问者的横蛮与无理,自是不待言而自明。
对于广大底层民众的怀毛情绪视而不见,不予疏导宣泄,未必是最稳妥的处事办法。古人已经发现:堵民之口如堵川,抑民之意如抑簧。笔者想起1976年的南京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来了。当时毛重病在身不能正常视事,具体当政的人缺乏经验,应对失当。如果见事明而早,虑事全而深,以中央名义主动纪念周总理,使广大民众的怀周情绪得到正当宣泄,那样一来,即使有人想搅事,也搅不起来。教训极为深刻。它启示后人,不到万不得已,不到别无选择,犯不着同广大群众的情绪“拧”着?列宁已经发现:“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154页)他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必将面临困难局面,必须准备进行严重斗争的角度说这番话的。邓小平同志从加强党与群众鱼水联系上,强调要充分体察、悉心疏导群众情绪,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邓选第2卷,第145页)实践已经证明,他的指示是多么明智高远!
敬祖尊先,饮水思源,本是东方传统的孝道文化。但在事实上,美、日、俄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却是比中国做得更突出。像中国人尊崇成吉思汗一样,日本人把丰臣秀吉雕像在京都公园里,把侵华战犯供牌在靖国神社里,而我们的访日游客还在津津有味地聆听导游讲那丰臣秀吉的故事,素不知他才是明代中国沿海倭寇猖獗的罪魁祸首,那时他就制订了吞并朝鲜、侵略中华的全套计划。在俄国,有以民族英雄命名的首都彼得堡;在前苏联,有以革命领袖命名的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在美国,有以开国领袖命名的首都华盛顿;有以历届总统名字命名的航空母舰。1970年,当斯诺检讨他曾写文章批评中国的个人崇拜时,毛不无幽默地说:“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64页)三国之中,日本首脑不顾邻国抗议,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我行我素,不松不移,最为突出。由此可知,世界各国都认为,治国安邦,是需要承扬精神领袖,褒奖民族英雄,强固精神脊梁的。这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是各国共通的做法。反倒是我们自我疑虑,在有的方面做得相形逊色了。
我们现在以德治国,特别注重弘扬儒家优良道德传统,借以改良社会风气。共产党人号召人民尽孝,自己首先要带头尽孝。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党员是人民的榜样,干部是党员的榜样,首长是干部的榜样,领袖是首长的榜样,毛主席又是领袖的榜样,当然也是全党全民的榜样。在合理有限的范围内尊扬开国领袖,不但不会妨碍改革开放,还可使全党全民从开国领袖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进取精神和革命牺牲精神中汲取营养,从而推动今天的改革发展事业迎难而上,破浪前进。
其实我们的时代真的很伟大,不仅足慰于邓,而且有慰于毛。时代也像人,一个人不可能什么方面全都比另一个人强;时代也是这样,由于不同的时空条件,导致不同的时代各有千秋,各有优点,各具特色。毛时代特点是物质贫乏,但精神丰富;生活紧巴,但风清气正;干部不敢为非,否则要受批斗。我们时代特点是民富国强,生活富足;思想自由,文化繁荣;国家在世界的地位跃居前列。不错,现在有腐败,但我们在反;现在有污染,但我们在治。综合国力全球第二,科技国防名列前茅。共产主义没有丢,依然写在党的旗帜上。不同的是,我们比前人更清醒、更实际、更稳健,分阶段、有步骤地朝着远大理想永续进取。因而我们真的无须避讳于列祖列宗。
“矫枉需要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政治学的规则之一。在历史重大转折时期,有时需要说一些过头话,例如“崩溃边缘”、“十年浩劫”、“唯一标准”这是为了把新旧两条路线区别得更加显著,以便人们有所遵循,弃旧图新。这不但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的。但是,在转折已经实现,新道路已经平稳运行,天下已经大定之后,应当对说过的话及时甄别,有所扬弃。对适度的话继续坚持并且加以巩固,让过正的话逐步淡去直到自行消亡。因为既然过正,它就偏离了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立场,偏离了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本色,应当有所矫正。否则,不利于顺气安人,不利于调动积极因素,不利于化解消极因素,不利于实施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
现在网络舆论场里唇枪舌剑的,是毛邓之论,是古今之辩。论辩的焦点,不是有人要否定邓而是有人在否定毛,不是有人要否定现实而是有人在否定历史,不是有人要否定强国之路而是有人在否定立国之本。对此,习总书记鲜明提出了前后两个30年都不容许否定的英明论断(参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19页)。但是专家教授们刀笔倥偬,既来不及深入思考习总指示的深意,更谈不上调整相沿成俗的行文笔锋。也许,改头换面的“两个凡是”才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精神梦魇。
鼠目寸光的人,把祖宗的威灵,拱手让给民间去拥有,或者甩手扔给另类去蹂躏。这种做法,违背了邓小平的嘱咐和江泽民的告诫: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选第3卷,第369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江选第2卷,第12页)
伟人的谆谆教导,包含着他们毕生从政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可惜的是,成天在忙的专家教授们,往往难得静心思考字里行间的哲理,更难得充分领悟文字背后的深意。只要往深里想一想,就能明白:换了谁不发展生产?但共产党像太阳,发展生产是为了普惠全体民众。换了谁不增强国力?但社会主义能更快地提升国力,并实现共同富裕。换了谁不依法治国?但人民民主专政保护最广大人民合法权益,只对叛国和犯罪的人实行专政。换了谁不改善民生?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党员和公职人员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党没有自身需要牟取的利益。显然,邓小平提出的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共产党人执政兴国的入场券,丢掉了,就丧失了我党执政兴国的资格与理由。
哪有祖宗妨害子孙?哪有子孙嫌忌祖宗?套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里的名言:“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1页)也许可以顺理成章地说:“哪有共产党人怕祖宗的道理呢?”
毛时代愈挫愈奋的探索进取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为推进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容丢弃的历史财富与必须承扬的精神动力。
如果中央巡视组的“钦差大臣”莅临采风,我会告诉他:“作为18岁入党,在党46年的老党员,我对我们党的现状是一千个满意,有一万个拥护。”要是一定得提一条建议,我会说:“为了国家民族长治久安,对毛主席再好一点儿罢!”为了中华复兴,我们对战场上曾经的敌人,都能握手言和;对自家的祖宗,在探索前进中出于好心发生的错误,有什么值得口诛笔伐、耿耿于怀的呢?
是所谓“跃进灾难”其实,想高速发展经济不是罪过。正如延安整风时,当人们批评百团大战暴露八路军实力,招致日伪军重点扫荡,因而使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时,彭总声辩:“打鬼子有什么罪过?”至于发展经济的方法失当,这并不奇怪:谁天生就懂经济?谁天生就有经验?谁天生就是行家里手?“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江选第3卷,第604页)我们今天人才如海,专家如山,还难免发生这样那样失误,还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何以苛求半世纪以远的前人,要求他们不犯错误?关于这一点,我要特别指出:在人类前进的历史长河中,不仅领袖会犯错误,人民也会犯错误。例如:1931-1944年,中国人民的一部分错误地站在了伪满和汪伪一边认倭作父;1991年,前苏联人民错误地站在了野心家阴谋家一边,默认其颠覆了列宁领导苏共创建的苏维埃政权;2003年,伊拉克人民错误地站在了侵略者一边,帮助美军推翻了本民族的合法政权。具体说到1958年的大跃进,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把粮食的亩产量夸张到匪夷所思的高度,导致中央高层对全国粮食总产量的估计严重失实。这是人民所犯的错误,不能记在领袖的账上。以致于毛泽东在党内通信里,深情恳求各级干部:“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0页)至于用自然灾害造成的灾难对毛横加指责,其荒诞不经,只要看当今世界,科技如此发达,国力如此强大,无论中国外国,都有因灾受损的报道,就能明晓孰是孰非。
人们攻击毛的第三枪弹是所谓“文革浩劫”首先,就发动文革的动机“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参见邓选第2卷,第149页)来看,当时似乎没有必要,纯属头脑发热、主观臆想,因为文革所要扫除的党和国家的“阴暗面”并没有毛所认定的那样严重。可是从他身后陆续发生的苏东巨变、政治风波的沉痛教训,和今天习总书记打虎扑蝇深得民心的历史事实来看,毛对于巩固政权、抑制腐败、防止复辟,始终保持高度警觉、高压态势,并非毫无意义。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还会更深刻地展示出来,正如小平所说:“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选第2卷,第149页)其次,就开展文革依靠的是群众组织来看,那是因为毛退居二线十年之后,他已经不能有效地指挥居于一线的各级党委与政府(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74页),转而诉诸直接发动底层群众,乃是迫于无奈而为之。而群众运动一旦掀起,参加者未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直到发动者自己也难以完全掌控他们。典型的例证可从天安门诗抄里获取。在这批被认为革命的诗作中,有这样一首:“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里已经超出一般群众和平请愿的底线,显露出运用暴力对抗政府的意向,从中已可隐约窥见1989年政治风波的端倪。毛曾对用非法手段审查干部表示愤怒,严厉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34页,第432页)超出他掌控范围,非其初衷的一切恶作剧,例如“文攻武卫”、“法西斯式审查”之类,不能说与他发起运动,给坏人以可乘之机无关,但不能记在他的账上。文革悲剧昭示我党一个惨痛教训:“党内永远不要再搞一二线!”用二线操控一线,历来不能成功。它先是造成了毛与刘邓的不协调,后是造成了邓与胡赵的不协调。不仅毛检讨由他提议的这种制度实验造成了“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43页)邓也指出开始于党的十三大的这种制度安排“并不算很成功”(邓选第3卷,第311页)幸赖邓开创了退休制,江开创了任期制,使我们党得以摆脱党内分线造成的梦魇。江泽民指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江选第3卷,第603页)这是对我党两代中央集体探索领导体制经验教训的精辟总结。
有的人对祖宗有误解,总认为尊崇毛泽东,会对改革开放有妨碍。其实大谬不然。谁不想把自己手创的国家做大做强?毛泽东如果活着,鉴于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时代主题,他也会雄姿英发地领导改革开放。实际上在他有生之年,他已经着手搞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改革开放。摒弃前苏联高度集中的、单一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发展经济道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尤重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在事权管辖上的体制与机制,这不是“改革”又是什么?在努力发展与第三世界各国关系的同时,他积极发展与第一、第二世界各国的关系,亲手打开新中国与美国和日本之间正常交往的大门,世界上比这两个国家更牛、更“资本主义”的还有谁?这不是“开放”又是什么?
有人责问:“你这样劳神费力称扬毛,是不是想返回毛时代呀?”这就好比问:“你歌颂中华民族的轩辕祖先,是不是想返回赤身裸体、茹毛饮血呀?”或者是在问:“你歌颂战争年代战胜敌人的英雄,是不是想返回烧杀淫掠、枪林弹雨呀?”发问者的横蛮与无理,自是不待言而自明。
对于广大底层民众的怀毛情绪视而不见,不予疏导宣泄,未必是最稳妥的处事办法。古人已经发现:堵民之口如堵川,抑民之意如抑簧。笔者想起1976年的南京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来了。当时毛重病在身不能正常视事,具体当政的人缺乏经验,应对失当。如果见事明而早,虑事全而深,以中央名义主动纪念周总理,使广大民众的怀周情绪得到正当宣泄,那样一来,即使有人想搅事,也搅不起来。教训极为深刻。它启示后人,不到万不得已,不到别无选择,犯不着同广大群众的情绪“拧”着?列宁已经发现:“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154页)他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必将面临困难局面,必须准备进行严重斗争的角度说这番话的。邓小平同志从加强党与群众鱼水联系上,强调要充分体察、悉心疏导群众情绪,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邓选第2卷,第145页)实践已经证明,他的指示是多么明智高远!
敬祖尊先,饮水思源,本是东方传统的孝道文化。但在事实上,美、日、俄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却是比中国做得更突出。像中国人尊崇成吉思汗一样,日本人把丰臣秀吉雕像在京都公园里,把侵华战犯供牌在靖国神社里,而我们的访日游客还在津津有味地聆听导游讲那丰臣秀吉的故事,素不知他才是明代中国沿海倭寇猖獗的罪魁祸首,那时他就制订了吞并朝鲜、侵略中华的全套计划。在俄国,有以民族英雄命名的首都彼得堡;在前苏联,有以革命领袖命名的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在美国,有以开国领袖命名的首都华盛顿;有以历届总统名字命名的航空母舰。1970年,当斯诺检讨他曾写文章批评中国的个人崇拜时,毛不无幽默地说:“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64页)三国之中,日本首脑不顾邻国抗议,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我行我素,不松不移,最为突出。由此可知,世界各国都认为,治国安邦,是需要承扬精神领袖,褒奖民族英雄,强固精神脊梁的。这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是各国共通的做法。反倒是我们自我疑虑,在有的方面做得相形逊色了。
我们现在以德治国,特别注重弘扬儒家优良道德传统,借以改良社会风气。共产党人号召人民尽孝,自己首先要带头尽孝。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党员是人民的榜样,干部是党员的榜样,首长是干部的榜样,领袖是首长的榜样,毛主席又是领袖的榜样,当然也是全党全民的榜样。在合理有限的范围内尊扬开国领袖,不但不会妨碍改革开放,还可使全党全民从开国领袖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进取精神和革命牺牲精神中汲取营养,从而推动今天的改革发展事业迎难而上,破浪前进。
其实我们的时代真的很伟大,不仅足慰于邓,而且有慰于毛。时代也像人,一个人不可能什么方面全都比另一个人强;时代也是这样,由于不同的时空条件,导致不同的时代各有千秋,各有优点,各具特色。毛时代特点是物质贫乏,但精神丰富;生活紧巴,但风清气正;干部不敢为非,否则要受批斗。我们时代特点是民富国强,生活富足;思想自由,文化繁荣;国家在世界的地位跃居前列。不错,现在有腐败,但我们在反;现在有污染,但我们在治。综合国力全球第二,科技国防名列前茅。共产主义没有丢,依然写在党的旗帜上。不同的是,我们比前人更清醒、更实际、更稳健,分阶段、有步骤地朝着远大理想永续进取。因而我们真的无须避讳于列祖列宗。
“矫枉需要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政治学的规则之一。在历史重大转折时期,有时需要说一些过头话,例如“崩溃边缘”、“十年浩劫”、“唯一标准”这是为了把新旧两条路线区别得更加显著,以便人们有所遵循,弃旧图新。这不但是合理的,甚至是必然的。但是,在转折已经实现,新道路已经平稳运行,天下已经大定之后,应当对说过的话及时甄别,有所扬弃。对适度的话继续坚持并且加以巩固,让过正的话逐步淡去直到自行消亡。因为既然过正,它就偏离了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立场,偏离了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本色,应当有所矫正。否则,不利于顺气安人,不利于调动积极因素,不利于化解消极因素,不利于实施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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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江选第2卷,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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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祖宗妨害子孙?哪有子孙嫌忌祖宗?套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里的名言:“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1页)也许可以顺理成章地说:“哪有共产党人怕祖宗的道理呢?”
毛时代愈挫愈奋的探索进取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为推进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容丢弃的历史财富与必须承扬的精神动力。
如果中央巡视组的“钦差大臣”莅临采风,我会告诉他:“作为18岁入党,在党46年的老党员,我对我们党的现状是一千个满意,有一万个拥护。”要是一定得提一条建议,我会说:“为了国家民族长治久安,对毛主席再好一点儿罢!”为了中华复兴,我们对战场上曾经的敌人,都能握手言和;对自家的祖宗,在探索前进中出于好心发生的错误,有什么值得口诛笔伐、耿耿于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