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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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向来是中国人高举了几千年的伟大旗帜,老祖宗们一辈辈地传递着其棒子。我们有屈原的“专一”式代表,有文天祥的“死不投降”式的忠臣形象,有为“守贞”立牌坊的传统,更有“为尊者讳”的习惯——忠诚在中土扎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历史漫长而影响深远。但短短十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辱老师,斗亲人,将背叛演至极致,彻底颠覆了师道尊严和亲情伦理。忠诚一夜之间成了廉价的传说。
其实,文艺复兴以降,跟忠诚对立的背叛,也越来越受人拥戴。对旧知识的背叛,对旧世界的打破,对旧传统的革除,往往就是科学的萌芽。当背叛的对象与道德无关,或者是善恶分明、对错迥异的情况,背叛的方式将受到鼓励。背叛曾经被人看做打破旧世界、迎接新世界的手段,赋予其正义的含义。日心说不是对地心说的背叛吗?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是对旧爱情观的背叛吗?甘地不是对暴力、对合作的背叛吗?戈尔巴乔夫不是对低效率、低生产力的旧制度的背叛吗?当忠诚变成愚昧,当专一变成被欺骗,当忠贞不渝变成被奴役,当臣服变成无限痛苦的起源,那么唯有选择背叛,才是唯一走向新生的出路。背叛不是乡愿,背叛者不是无原则无节操的墙头草。背叛的姿态只是面对真理、面对正义、面对幸福的真谛。
曾几何时,背叛与忠诚的帽子,牢牢地被扣在许许多多人的头上。既造就了所谓的“英雄”也生产了“败类”“叛徒”往往涉及这种话题时候,道德的棒子会自动弹出来,毫无情理地敲向别人头上。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朝代,朝臣的背叛是要受到双重煎熬的。其一,跟着以皇帝为主子的朝廷,一旦翻脸,基本没有出路——除非去国、远走他方,否则是走不出皇帝的阴影。因为封建皇朝采取的是“家天下”的治理模式,背叛了皇帝,在他家的土地上难度还有好果子吃?其二,原本大多数官宦都搞“终身制”假使以背叛的形式非正常情况卸任、终止当官生涯,就很难在亲朋戚友面前混下去。因为中国古训“不孝有三”的第二条就是“家贫亲老,不为禄仕”(见十三经注疏)。在经商不得,打工也不得的农耕社会,背叛皇帝后的归宿,要么解甲归田,要么归隐山林,否则将会断绝生活来源。对于某些好逸恶劳的读书人,本来靠科举谋得的官职,一旦离职,又没有在任上捞到油水,假如不劳动,唯有等死。
有人说背叛要讲时机,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那是典型的获得式的主动背叛。本文所说的背叛是被动的付出式的背叛,关键不在成本,而在代价。当背叛者付出的代价超出了自身承受底线,就不得不选择背叛。
在民主法治社会,背叛是道德问题,衡量标准止于行动领域;在专制极权社会,背叛则是道德加法律问题,衡量标准扩大到精神领域。当背叛上升到“斗法”的阶段,惩罚则会升级到肉体与心灵双管齐下。判断一个政体对背叛者的态度,或许可窥见这个政体实行的是极权制度抑或民主制度。波尔布特将举凡自己不喜欢的战友们统统视为“叛徒”送到s21集中营,从肉体上一并消灭掉,可谓对背叛者登峰造极的惩罚。
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是清算背叛者最大规模的运动。所谓“整风”就是对行为、思想的背叛者未雨绸缪进行查找、惩罚。在没有敌人的时候,自己内部倒戈一击寻找敌人(背叛者)。这个时候定“背叛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公开唱对台戏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发出反对声音、有不合作态度、甚至献媚不当也是开刀的对象。
从纯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背叛与忠诚,仅仅是对契约的态度及做法,远远沾不上高高在上的道德。但中国人历来以“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因此但凡涉及了这三条金科玉律,必将受到区别对待。因为,这不仅仅是普通民众的个体事情,其实这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所以,假使臣子背叛了组织、妻子背叛了丈夫、儿子背叛了老子,将被看作罪人。然而,没人关注被背叛的对象有没有错。当我们面对的对象是人,那么就毫无疑问,我们将有面对错误的机会。而我们当初选择面对这个对象的时候,其实是抱着面对正确的态度;现在对象变了,则这已经违背了当初的宗旨,那么我们有理由再作出重新的选择。在讲求人权的时代,作为现代社会一项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信仰以及喜恶。换言之,每个人都有权说“不”——只要曾经被自己说“是”的对象已经改变了。
有缔结合约的自由,自然就有解约的权利。跳槽、割袖、分手以及退出任何组织等背叛形式都不应该受到谴责。背叛与达成一致的解除关系不同,后者是买卖不成仁义在,前者则是一方有错在先,另一方勇敢的翻脸在后。我们鼓励背叛,就是鼓励技术上的破旧立新,也是鼓励向恶人、向恶制度、向恶劣环境表明自己的决裂态度、不合作立场。
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忠诚是一种自由,背叛同样是一种美德。因为,我们的一生只能为正确的背叛负责,而不能接受错误的忠诚嘉奖。
2008-7-19
忠诚向来是中国人高举了几千年的伟大旗帜,老祖宗们一辈辈地传递着其棒子。我们有屈原的“专一”式代表,有文天祥的“死不投降”式的忠臣形象,有为“守贞”立牌坊的传统,更有“为尊者讳”的习惯——忠诚在中土扎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历史漫长而影响深远。但短短十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辱老师,斗亲人,将背叛演至极致,彻底颠覆了师道尊严和亲情伦理。忠诚一夜之间成了廉价的传说。
其实,文艺复兴以降,跟忠诚对立的背叛,也越来越受人拥戴。对旧知识的背叛,对旧世界的打破,对旧传统的革除,往往就是科学的萌芽。当背叛的对象与道德无关,或者是善恶分明、对错迥异的情况,背叛的方式将受到鼓励。背叛曾经被人看做打破旧世界、迎接新世界的手段,赋予其正义的含义。日心说不是对地心说的背叛吗?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是对旧爱情观的背叛吗?甘地不是对暴力、对合作的背叛吗?戈尔巴乔夫不是对低效率、低生产力的旧制度的背叛吗?当忠诚变成愚昧,当专一变成被欺骗,当忠贞不渝变成被奴役,当臣服变成无限痛苦的起源,那么唯有选择背叛,才是唯一走向新生的出路。背叛不是乡愿,背叛者不是无原则无节操的墙头草。背叛的姿态只是面对真理、面对正义、面对幸福的真谛。
曾几何时,背叛与忠诚的帽子,牢牢地被扣在许许多多人的头上。既造就了所谓的“英雄”也生产了“败类”“叛徒”往往涉及这种话题时候,道德的棒子会自动弹出来,毫无情理地敲向别人头上。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朝代,朝臣的背叛是要受到双重煎熬的。其一,跟着以皇帝为主子的朝廷,一旦翻脸,基本没有出路——除非去国、远走他方,否则是走不出皇帝的阴影。因为封建皇朝采取的是“家天下”的治理模式,背叛了皇帝,在他家的土地上难度还有好果子吃?其二,原本大多数官宦都搞“终身制”假使以背叛的形式非正常情况卸任、终止当官生涯,就很难在亲朋戚友面前混下去。因为中国古训“不孝有三”的第二条就是“家贫亲老,不为禄仕”(见十三经注疏)。在经商不得,打工也不得的农耕社会,背叛皇帝后的归宿,要么解甲归田,要么归隐山林,否则将会断绝生活来源。对于某些好逸恶劳的读书人,本来靠科举谋得的官职,一旦离职,又没有在任上捞到油水,假如不劳动,唯有等死。
有人说背叛要讲时机,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那是典型的获得式的主动背叛。本文所说的背叛是被动的付出式的背叛,关键不在成本,而在代价。当背叛者付出的代价超出了自身承受底线,就不得不选择背叛。
在民主法治社会,背叛是道德问题,衡量标准止于行动领域;在专制极权社会,背叛则是道德加法律问题,衡量标准扩大到精神领域。当背叛上升到“斗法”的阶段,惩罚则会升级到肉体与心灵双管齐下。判断一个政体对背叛者的态度,或许可窥见这个政体实行的是极权制度抑或民主制度。波尔布特将举凡自己不喜欢的战友们统统视为“叛徒”送到s21集中营,从肉体上一并消灭掉,可谓对背叛者登峰造极的惩罚。
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是清算背叛者最大规模的运动。所谓“整风”就是对行为、思想的背叛者未雨绸缪进行查找、惩罚。在没有敌人的时候,自己内部倒戈一击寻找敌人(背叛者)。这个时候定“背叛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公开唱对台戏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发出反对声音、有不合作态度、甚至献媚不当也是开刀的对象。
从纯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背叛与忠诚,仅仅是对契约的态度及做法,远远沾不上高高在上的道德。但中国人历来以“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因此但凡涉及了这三条金科玉律,必将受到区别对待。因为,这不仅仅是普通民众的个体事情,其实这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所以,假使臣子背叛了组织、妻子背叛了丈夫、儿子背叛了老子,将被看作罪人。然而,没人关注被背叛的对象有没有错。当我们面对的对象是人,那么就毫无疑问,我们将有面对错误的机会。而我们当初选择面对这个对象的时候,其实是抱着面对正确的态度;现在对象变了,则这已经违背了当初的宗旨,那么我们有理由再作出重新的选择。在讲求人权的时代,作为现代社会一项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信仰以及喜恶。换言之,每个人都有权说“不”——只要曾经被自己说“是”的对象已经改变了。
有缔结合约的自由,自然就有解约的权利。跳槽、割袖、分手以及退出任何组织等背叛形式都不应该受到谴责。背叛与达成一致的解除关系不同,后者是买卖不成仁义在,前者则是一方有错在先,另一方勇敢的翻脸在后。我们鼓励背叛,就是鼓励技术上的破旧立新,也是鼓励向恶人、向恶制度、向恶劣环境表明自己的决裂态度、不合作立场。
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忠诚是一种自由,背叛同样是一种美德。因为,我们的一生只能为正确的背叛负责,而不能接受错误的忠诚嘉奖。
2008-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