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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都会遇到一种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对于模仿说的颠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模仿都作为一种美的创造方式而单独存在。而当下的文艺学理论似乎又遇到了一种前人并没有的困境，那就是对于本身文本作品的再模仿。这种模仿是否能归结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我们还不能完全予以定论，然而事实上对于这种创作的行为我们是要予以辩证去看的。艺术创造者永远不会是工匠，单调的机械运动我们要坚决摈弃，但是如果是思想上或是理论上的延续呢？——这是值得商榷的。纵观整部西方文艺学的历史和美学的历史，无论是康德、莱辛或是斯宾诺莎。他们都会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去审视最原初的经典，比如说柏拉图，比如说亚里士多德。他们对于美学和文艺学的观点长期被后来学人进行一种累加式的复制、更迭，而这些学人往往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们目前的学术高度，究竟和当初的亚里士多德有多远？他们进行的高位批判和高位审视是否可以替代亚里士多德相同的学术高度？事关这种审视，金瑞锋给了我们完整的答案。
金瑞锋的大部分作品让我感觉惊讶，这不是一个当代青年所能理解的东西。他选择了鲁迅作为他最原初的学术出发点，这个选择是十分正确的。鲁迅本人的思想就是中国士大夫文人承前启后的一种过渡思想，往前，可以追溯到屈原、王安石、范仲淹、王阳明，往后可以推理到闻一多、郭小川、吴晗、黎鸣。而且鲁迅本身有留洋的历史，这就决定了鲁迅身上的一种独特气质，这种气质的滥觴可能是欧洲的理性哲学家，也可能是东亚、南亚的宗教道德哲学家。所以说，寻找鲁迅作为学术的出发点，是对于当时那个历史转折情况下，中西古今思想者一次全方位的审视，在抛开个体去审视整个历史的时候，你并不会因为历史的繁杂而变得无所适从，而是跟随着历史的线索，将自己脑海中杂乱的信息一一理绪，这种清理，是任何一个做学问的人最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说金瑞锋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这种说法是愚蠢的。就像说德里达是研究杜尚的专家一样。金瑞锋对于鲁迅的关注，绝非因为鲁迅的本身，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作家的盲目关注，都会产生对于这种作家的盲目跟从。不要说鲁迅，就是苏格拉底或是德里达，都有纰漏或是失误的地方。如果站在阅读者或是跟随者的角度，对于这种学术上的错误基本上会照搬照抄，而对于平位或是高位的审视者，任何的学术纰漏都不能存在。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家们效忠的不是某个人，或是某个理论，而是学术本身。在学术中，真实毫无疑问是第一性的。
读金瑞锋的作品，他本身已经站在了和鲁迅基本上同位的思考高度——这并不代表金瑞锋的学术高度，而是他看问题的出发点。作为年轻的学人，能够走出这一步，就很不容易。金瑞锋对于一个文本的评判，已经站在了理性的高度——和鲁迅的理性高度一样。关注的是作者思路而不是文本本身，这是最重要的。这就象对于纯理论的研究，没有任何的情节，也不存在任何的叙述法。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演讲时曾提到过，关于叙述理论的本质，必须要从叙事理论里面去推理，而不是在诸多小说里面归纳总结，这是最重要的，所有的文艺学理论都来自于最原初的感悟，而不是后来者作品的本身。即使把文艺学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放在两个完全不接触的世界中发展千年，仍然是和现在没有两样，因为他们本身遵循的不是相互影响，而是自然法则。
金瑞锋站的第一步已经很稳当了，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他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从很多个案来看，青年作者的才情是随着生物钟消退的，一旦没有了拿云壮志，任何的学术研究都成了空谈。金瑞锋还年轻，还是一个青年作者，我必须要对他泼冷水，而不是恶意捧杀，无论在哪个时代，出一本书，两本书，甚至十几本书都不算什么。我始终记得我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郑长德教授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生命是灰色的，理论之树常青。”尽管他这句话是对于前人一句名言的颠覆，但是这句话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学人，如果没有理论贡献，只有单纯的空谈，那么，他会很快被历史忘掉，这个时间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可能是几个月。
对于金瑞锋的文字，我是欣赏的。其实我更多欣赏的还是他的思想。无论是后来的某些自命为“新时期的鲁迅”还是“青年王小波”我觉得都不正确，他们本身不具备这两者的学术气质。几篇小杂文、几句愤青们的牢骚，只能说明思想尚未成熟。鲁迅和王小波，他们是冷峻的，是一种撕裂，撕裂了人类中最重要的理性。而目前的金瑞锋，只能算是理性的进行一种撕裂，而不能够颠覆理性本身，这是他现在遇到的困境，也是他学术上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茧缚。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都会遇到一种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对于模仿说的颠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模仿都作为一种美的创造方式而单独存在。而当下的文艺学理论似乎又遇到了一种前人并没有的困境，那就是对于本身文本作品的再模仿。这种模仿是否能归结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我们还不能完全予以定论，然而事实上对于这种创作的行为我们是要予以辩证去看的。艺术创造者永远不会是工匠，单调的机械运动我们要坚决摈弃，但是如果是思想上或是理论上的延续呢？——这是值得商榷的。纵观整部西方文艺学的历史和美学的历史，无论是康德、莱辛或是斯宾诺莎。他们都会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去审视最原初的经典，比如说柏拉图，比如说亚里士多德。他们对于美学和文艺学的观点长期被后来学人进行一种累加式的复制、更迭，而这些学人往往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他们目前的学术高度，究竟和当初的亚里士多德有多远？他们进行的高位批判和高位审视是否可以替代亚里士多德相同的学术高度？事关这种审视，金瑞锋给了我们完整的答案。
金瑞锋的大部分作品让我感觉惊讶，这不是一个当代青年所能理解的东西。他选择了鲁迅作为他最原初的学术出发点，这个选择是十分正确的。鲁迅本人的思想就是中国士大夫文人承前启后的一种过渡思想，往前，可以追溯到屈原、王安石、范仲淹、王阳明，往后可以推理到闻一多、郭小川、吴晗、黎鸣。而且鲁迅本身有留洋的历史，这就决定了鲁迅身上的一种独特气质，这种气质的滥觴可能是欧洲的理性哲学家，也可能是东亚、南亚的宗教道德哲学家。所以说，寻找鲁迅作为学术的出发点，是对于当时那个历史转折情况下，中西古今思想者一次全方位的审视，在抛开个体去审视整个历史的时候，你并不会因为历史的繁杂而变得无所适从，而是跟随着历史的线索，将自己脑海中杂乱的信息一一理绪，这种清理，是任何一个做学问的人最重要的，也是必要的。
说金瑞锋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这种说法是愚蠢的。就像说德里达是研究杜尚的专家一样。金瑞锋对于鲁迅的关注，绝非因为鲁迅的本身，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作家的盲目关注，都会产生对于这种作家的盲目跟从。不要说鲁迅，就是苏格拉底或是德里达，都有纰漏或是失误的地方。如果站在阅读者或是跟随者的角度，对于这种学术上的错误基本上会照搬照抄，而对于平位或是高位的审视者，任何的学术纰漏都不能存在。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家们效忠的不是某个人，或是某个理论，而是学术本身。在学术中，真实毫无疑问是第一性的。
读金瑞锋的作品，他本身已经站在了和鲁迅基本上同位的思考高度——这并不代表金瑞锋的学术高度，而是他看问题的出发点。作为年轻的学人，能够走出这一步，就很不容易。金瑞锋对于一个文本的评判，已经站在了理性的高度——和鲁迅的理性高度一样。关注的是作者思路而不是文本本身，这是最重要的。这就象对于纯理论的研究，没有任何的情节，也不存在任何的叙述法。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演讲时曾提到过，关于叙述理论的本质，必须要从叙事理论里面去推理，而不是在诸多小说里面归纳总结，这是最重要的，所有的文艺学理论都来自于最原初的感悟，而不是后来者作品的本身。即使把文艺学理论研究和文艺创作放在两个完全不接触的世界中发展千年，仍然是和现在没有两样，因为他们本身遵循的不是相互影响，而是自然法则。
金瑞锋站的第一步已经很稳当了，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他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从很多个案来看，青年作者的才情是随着生物钟消退的，一旦没有了拿云壮志，任何的学术研究都成了空谈。金瑞锋还年轻，还是一个青年作者，我必须要对他泼冷水，而不是恶意捧杀，无论在哪个时代，出一本书，两本书，甚至十几本书都不算什么。我始终记得我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郑长德教授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生命是灰色的，理论之树常青。”尽管他这句话是对于前人一句名言的颠覆，但是这句话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个学人，如果没有理论贡献，只有单纯的空谈，那么，他会很快被历史忘掉，这个时间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可能是几个月。
对于金瑞锋的文字，我是欣赏的。其实我更多欣赏的还是他的思想。无论是后来的某些自命为“新时期的鲁迅”还是“青年王小波”我觉得都不正确，他们本身不具备这两者的学术气质。几篇小杂文、几句愤青们的牢骚，只能说明思想尚未成熟。鲁迅和王小波，他们是冷峻的，是一种撕裂，撕裂了人类中最重要的理性。而目前的金瑞锋，只能算是理性的进行一种撕裂，而不能够颠覆理性本身，这是他现在遇到的困境，也是他学术上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茧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