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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介眉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过“折奏师爷”这是很重要的职位,因为圣眷若何,称职与否,往往取决于奏折的巧拙。当年左宗棠就是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当折奏师爷,声誉鹊起。绍兴是师爷之乡,章介眉以本省大吏幕僚身份退休居乡,势力可想而知。
让人奇怪的是,章介眉与秋瑾,或绍兴革命党人,究竟有什么三江四海之仇?按当时传说与史书记载,秋瑾被捕,是他告密,贵福杀秋瑾,是他极力怂恿“先斩后奏”还代拟了给朝廷的奏折,徐自华、吴芝瑛为秋瑾在西湖边建墓后,又是他出主意,让浙江巡抚增韫平毁了秋墓——章介眉这样做,所为何来?没有人知道。秋瑾胞弟所著笔记六六私乘里只有八个字:“事无佐证,章固弗承。”
然而时人都相信章介眉是秋案的主要凶手。大家何等熟悉鲁迅日后被选入中学课本的这段话:“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鲁迅全集的注释说“告密者”是胡道南,然而这段话指的当然是章介眉。“告密”实在是很奇怪的罪名,秋瑾与徐锡麟的关系,尽人皆知,大通学堂也由徐手创,徐锡麟在安庆犯下泼天大案,浙江方面岂有不对付大通学堂之理?再说不管胡道南还是章介眉,都不是革党中人,他们有何密可告?无非是所谓“出首”给地方官的捕杀行径提供一个由头而已。
杭州光复消息传出,绍兴立刻成立了军分府,宣布独立。这至少说明从知府程赞清,到乡绅章介眉,决非大清朝的死忠顽臣。既然三年后见风转舵,何必三年前赶尽杀绝?他们难道不能像俞明震办苏报案,能放的全都放走,只剩下不肯走没走成的章太炎与邹容?此案殊多不可解。
且不论事实如何,王金发怀着深仇大恨,却终于没能砍下章介眉项上人头,是因为章介眉与山阳县令姚荣泽一样,并非一名地方过气官吏那么简单,背后也有着庞大的绅商势力。不妨说,这二人是江南士绅的代表符号。在革命之前,江浙绅商,从来是近于“官”而非近于“匪”者。助官剿匪,本是士绅尽力桑梓的一种表现。光复之后,能不能以支持、配合革命的表现,赎去革命前“反革命”的罪愆,关系着绅商集团人心是否安妥,也关系地方局势能否平定,进一步说,关系着江南能否成为革命稳固的后方,以支持革命党人的北伐大计。无疑,北京的袁世凯非常愿意看到江南的革命党人与绅商集团内讧不断,自相残杀。
王金发虽被人称为“莽男儿”但并非真的有勇无谋。他以“有要事商量”为由,将章介眉诱至知府衙门逮捕——这也说明章介眉有所恃仗,并不认为王金发一定会杀他。就在王金发派兵封锁章宅,调齐章介眉与秋案相关的全部案卷,所有人都认为章介眉死到临头之时,他终于还是放过了这个为秋瑾报仇的大好机会。
黄兴从南京派人来为章介眉说情,只是一个信号,显示出王金发受到的压力有多大。王金发治绍期间,处决了五十多名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无人敢管,浙江都督汤寿潜还赞其为“英雄”但为了章介眉,想必江南整个绅商集团都在向新政权施加压力,不然何至于惊动远在南京的黄兴?王金发若杀章介眉,不仅是与绍兴一城的士绅作对,更有可能导致江浙革命党与绅商集团的大内讧。此非危言耸听,江浙联军攻下南京后,旗营参领贵林父子被人告发私藏军火,阴谋反叛,总司令部下令处死两人。浙江都督汤寿潜因为此事未得他同意,大闹意见,力求辞职,终于闹出一场小小兵变,军队回浙后都督之位被朱瑞夺得,浙江亦于民元后被纳入袁世凯的势力范围。
章介眉虽像姚荣泽那样死里逃生,但吃的苦头也不少。在候审的日子里,章介眉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王金发让他跪在秋瑾烈士就义处的古轩亭口,头顶套上一只火油箱做的桶,边上放着棍子和小石块,供路人经过时敲打和投掷。为了赎罪,章介眉捐出了家产的一半(三千亩田产,现洋五万元)给绍兴军政分府。据说章介眉住在乡下的儿媳在王金发来后被乱兵强奸,恨他的人会说这是“报应”但有朝一日天地翻覆,章介眉当上了袁世凯的高等顾问,而王金发二次革命失败,赋闲杭州,你说章介眉会不会报复?
据秋瑾家人说,二次革命后,新的秋瑾墓尚未建成,章介眉从北京“派大员一名来杭,指令将秋瑾的坟改低三尺,铜像取消,三杰所作墓碑不用”——所谓“三杰所作墓碑”指的是秋瑾墓初建时徐自华撰文,吴芝瑛书,杭州名金石家孙菊令篆刻的墓志铭。
章介眉曾在浙江巡抚衙门当过“折奏师爷”这是很重要的职位,因为圣眷若何,称职与否,往往取决于奏折的巧拙。当年左宗棠就是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当折奏师爷,声誉鹊起。绍兴是师爷之乡,章介眉以本省大吏幕僚身份退休居乡,势力可想而知。
让人奇怪的是,章介眉与秋瑾,或绍兴革命党人,究竟有什么三江四海之仇?按当时传说与史书记载,秋瑾被捕,是他告密,贵福杀秋瑾,是他极力怂恿“先斩后奏”还代拟了给朝廷的奏折,徐自华、吴芝瑛为秋瑾在西湖边建墓后,又是他出主意,让浙江巡抚增韫平毁了秋墓——章介眉这样做,所为何来?没有人知道。秋瑾胞弟所著笔记六六私乘里只有八个字:“事无佐证,章固弗承。”
然而时人都相信章介眉是秋案的主要凶手。大家何等熟悉鲁迅日后被选入中学课本的这段话:“秋瑾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志:王金发。他捉住了杀害她的谋主,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枪决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鲁迅全集的注释说“告密者”是胡道南,然而这段话指的当然是章介眉。“告密”实在是很奇怪的罪名,秋瑾与徐锡麟的关系,尽人皆知,大通学堂也由徐手创,徐锡麟在安庆犯下泼天大案,浙江方面岂有不对付大通学堂之理?再说不管胡道南还是章介眉,都不是革党中人,他们有何密可告?无非是所谓“出首”给地方官的捕杀行径提供一个由头而已。
杭州光复消息传出,绍兴立刻成立了军分府,宣布独立。这至少说明从知府程赞清,到乡绅章介眉,决非大清朝的死忠顽臣。既然三年后见风转舵,何必三年前赶尽杀绝?他们难道不能像俞明震办苏报案,能放的全都放走,只剩下不肯走没走成的章太炎与邹容?此案殊多不可解。
且不论事实如何,王金发怀着深仇大恨,却终于没能砍下章介眉项上人头,是因为章介眉与山阳县令姚荣泽一样,并非一名地方过气官吏那么简单,背后也有着庞大的绅商势力。不妨说,这二人是江南士绅的代表符号。在革命之前,江浙绅商,从来是近于“官”而非近于“匪”者。助官剿匪,本是士绅尽力桑梓的一种表现。光复之后,能不能以支持、配合革命的表现,赎去革命前“反革命”的罪愆,关系着绅商集团人心是否安妥,也关系地方局势能否平定,进一步说,关系着江南能否成为革命稳固的后方,以支持革命党人的北伐大计。无疑,北京的袁世凯非常愿意看到江南的革命党人与绅商集团内讧不断,自相残杀。
王金发虽被人称为“莽男儿”但并非真的有勇无谋。他以“有要事商量”为由,将章介眉诱至知府衙门逮捕——这也说明章介眉有所恃仗,并不认为王金发一定会杀他。就在王金发派兵封锁章宅,调齐章介眉与秋案相关的全部案卷,所有人都认为章介眉死到临头之时,他终于还是放过了这个为秋瑾报仇的大好机会。
黄兴从南京派人来为章介眉说情,只是一个信号,显示出王金发受到的压力有多大。王金发治绍期间,处决了五十多名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无人敢管,浙江都督汤寿潜还赞其为“英雄”但为了章介眉,想必江南整个绅商集团都在向新政权施加压力,不然何至于惊动远在南京的黄兴?王金发若杀章介眉,不仅是与绍兴一城的士绅作对,更有可能导致江浙革命党与绅商集团的大内讧。此非危言耸听,江浙联军攻下南京后,旗营参领贵林父子被人告发私藏军火,阴谋反叛,总司令部下令处死两人。浙江都督汤寿潜因为此事未得他同意,大闹意见,力求辞职,终于闹出一场小小兵变,军队回浙后都督之位被朱瑞夺得,浙江亦于民元后被纳入袁世凯的势力范围。
章介眉虽像姚荣泽那样死里逃生,但吃的苦头也不少。在候审的日子里,章介眉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王金发让他跪在秋瑾烈士就义处的古轩亭口,头顶套上一只火油箱做的桶,边上放着棍子和小石块,供路人经过时敲打和投掷。为了赎罪,章介眉捐出了家产的一半(三千亩田产,现洋五万元)给绍兴军政分府。据说章介眉住在乡下的儿媳在王金发来后被乱兵强奸,恨他的人会说这是“报应”但有朝一日天地翻覆,章介眉当上了袁世凯的高等顾问,而王金发二次革命失败,赋闲杭州,你说章介眉会不会报复?
据秋瑾家人说,二次革命后,新的秋瑾墓尚未建成,章介眉从北京“派大员一名来杭,指令将秋瑾的坟改低三尺,铜像取消,三杰所作墓碑不用”——所谓“三杰所作墓碑”指的是秋瑾墓初建时徐自华撰文,吴芝瑛书,杭州名金石家孙菊令篆刻的墓志铭。